四月初，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坐的俄航，九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从深夜的浦东机场，抵达凌晨的谢诺梅杰沃机场。透过落地玻璃，看得到机场外有厚厚的积雪，但并不怎么觉得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但是我第二次来到俄罗斯了。

　　上次到俄罗斯是去的圣彼得堡，2014年6月，匆匆四年。回想起来，圣彼得堡的一幕幕仍然新鲜明晰，我不会忘记漫长日照下闪亮宁静的河流，也不会忘记宾馆后院里浓绿葳蕤的橡树。

　　那次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活动，到圣彼得堡大学参加中国青年作家小说选的新书发布会，书里收录了我的中篇小说《鱼王》。那是我的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俄语。那次行程安排得挺宽松，我们去了冬宫夏宫，去了普希金故居、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认识了汉语说得很好的圣彼得堡东方系系主任罗流沙和青年教师萨莎，以及莫言作品的译者叶果夫。我时常想起，萨莎告诉我，老陀书桌的玻璃板压着的一张小纸条上稚嫩的字迹翻译过来是：爸爸，我要吃糖果。这次来到莫斯科，没能见到萨莎，微信里和她说起这事儿，她说不记得这张字条了，记得的是另一张，上面写着：今天爸爸死了。这两张小纸条，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孩子写的。

　　这次的行程安排比上一次紧张多了，短短三四天，每天都有会议。即便如此，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除了会议，还有不少别的。

　　会议上，中国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俄罗斯作品的亲近。我们大多带着寻找少年文学偶像的心情踏上的俄罗斯大地。

　　但那些作家已经远去了，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只是他们沉默的雕像和雕像后一条条陌生的街道。我们对当下的俄罗斯文学不够熟悉，对年轻的俄罗斯作家们也不够熟悉。彼此的交流不止有语言的障碍，还有我们各自依托的文化和环境等等是如此的不同。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国作家间的交流仍然艰难而又卓有成效地推进着。譬如和俄罗斯乡村散文的代表作家符拉基米尔·李秋金喝酒，他和我们长谈后，竟然送了一套书给我们团长滕肖澜。我们离开时，我发现他仍然坐在原处，在长桌的一角，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慢慢喝着伏特加。那是个孤独而又有些执拗的背影，让我莫名地有些感动。

　　譬如，告别前一晚，大家一起吃烤肉喝伏特加，不知不觉的，在酒精和时间的催促下，我们唱起了各自国家的歌曲，即便听不懂，那些歌曲也仍然能够打动对方。就像不需要语言，酒精也能够翻译出酡红的面庞下的兴奋和欢乐。

　　譬如，最后一天才从圣彼得堡赶来的罗流沙老师竟然给我带了他和萨莎的礼物，和我交谈，俨然是老友相逢的样子。离开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后回宾馆的路上，罗老师说，你知道吗，这次翻译了你的短篇小说《动物园》的托卡列娃，正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你上次到圣彼得堡，她就看过你的《鱼王》，后来写了关于你的论文，如今快毕业了，毕业论文写的也是你。我自然是很惊讶，连连感叹，竟然还有这种事。罗老师掏出手机，说要给她打个电话让我们聊聊，几番托人，总算找到她的号码打过去，罗老师说了两句，把手机塞给我。那一瞬间，电话两端的人都有些不知说什么好吧？不过这局面很快过去了，我们聊得很愉快。挂了电话，罗老师简直比我还兴奋，直说谢谢你配合我啊。

　　晚上最后一次聚餐，罗老师和我们喝酒，又说起萨莎托他带礼物（一个雕像，普希金在遛猫）给我的事。我说，想不到你们会给我带礼物，我却完全没想到给你们带。罗老师说，那是因为你以为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实是有的。我们都说他的汉语说太好了，各种活学活用，比如问我们，俄餐没吃成饿餐吧？郑体武老师笑着说，你们放心把作品交给这样的俄语翻译家了吧？这是当然的，就像俄罗斯作家们放心地把作品交到郑老师手中让他翻译成汉语一样。

　　回到宾馆，我们到郑老师屋里坐了一会儿，聊了什么忘记了，只记得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俄罗斯鱼罐头。

　　俄罗斯，美好的远不止文学。

　　想必中国对俄罗斯的朋友们来说也是这样的，他们也一样的热爱着中国，热爱着中国的文化。我想起那位在报告里讨论《易经》的年轻女作家阿辽娜·别洛乌先科，她说：“中国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历史比整个俄罗斯文学还要久远。一旦中国文化认出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就能从其中发掘出取之不尽的灵感。”

　　还想起翻译了我的散文的玛利亚，她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老师。在参观高尔基博物馆时，她径直朝我走来，说你是甫跃辉吗？我说是的。她说她翻译了我的散文《大地会烧尽吗》，又说，她到过上海，还翻译了王安忆的《长恨歌》。我说这太巧了，王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啊。

　　最后，总归是要离开的。我整理好行李后，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在床上仰面躺了一会儿。我住的阁楼，抬头就能看到俄罗斯的天空，那湛蓝高远的天空必将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像这次俄罗斯之行，必将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今后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