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沈建中 1960年生于上海。职员。业余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及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写作。目前专著出版有《抗战漫画精粹》《创造者》《缅想之温暖》《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等；还编有相关文化作品、学术文献和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籍，已出版有二十余种。

　　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吴越君见我爱好摄影，带我去拜访她住的安福路上弄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总技师吴蔚云先生（1907年—2003年），恳请他指导我学习摄影。初次拜见，老人家温文尔雅，笑容敦厚，秀琅架眼镜里透出慈祥目光；师母糯糯细语招呼我吃茶、剥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着吴越君以及弄内众人那样喊起“阿公”“阿婆”。去了几次，请益起来毫无拘谨，后来几乎每周都带着习作去讨教。

　　“阿公”家是长方大间，靠左临窗是八仙桌，用来吃饭和待客，进门右侧老式橱上方挂着越南政府颁发的锦旗，有次问起，他说1959年去越南帮助拍摄该国首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国求援拍摄抗美侵略纪录片，周总理派遣我们前往，战火纷飞，几乎都穿行在丛林中摄影，要么隐蔽在小木船上拍摄沿河两岸。回国前胡主席设宴，亲手把奖章挂在我胸前并授我锦旗。听他说得轻巧，可我一下子惊叹：“阿公”也从事战地摄影呵。他曾对我回忆与罗静予合作《抗战特辑》第一、二集和《电影新闻》第41、42号，拍摄沿途遭到日机轰炸，真是九死一生。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写抗战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执机的镜头之下。

　　作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既是电影摄影艺术家，又是电影机械专家。他告诉我，“文革”剥夺他拍电影，走出“牛棚”就到“淮国旧”淘了一架蔡司折叠相机，坚持练习保持拍摄感觉。他常拿相机演示给我看，发觉我执机姿势有误，教我将取景框紧贴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领。每次传授时，喜欢在我带去的练习簿上画光位、光影和构图，一幅幅都像钢笔速写。我说正在学素描，他显得高兴，连连说这是摄影基础，也谈自己在美丰石印局学徒时，潜心苦学绘制香烟牌上古装人物画,练就扎实的美术功底。

　　有次巧遇来探望他的郑先生，相谈甚欢。等客人走后，介绍说：这位郑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学时的老师郑崇兰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当学徒，外国师傅只给干杂活，便白天观察拍摄，趁深夜凌晨摄影机不用时，拿着废弃片头苦练技术，郑崇兰先生私下指导我学习，从此我就尊称他为老师。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内部观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给我，有时着我陪他去看，有回看完英国影片《简·爱》走出放映厅，兴奋地对我说，摄影师水平高！色彩调子呈现和谐美感，每个镜头好像一幅幅精致油画，创造出使人着迷、令人难忘的场景；而有些影片过于鲜艳。我感到他对英美电影摄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画面结构很有研究，他说，年轻时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艺片，大多是美国片，很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当时讲究修饰光，就强记在脑子里，再在拍片时摸索。同时也看他从前拍摄的影片，看后去请教，他总是笑眯眯地说说过程、讲讲趣事。大约与《桃李劫》（1934年）有缘，两次得票“内部观摩”，他说，此前拍摄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手法上趋向现实主义创作，可毕竟尚属作坊摄制模式。当应邀拍摄“电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时，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补拍时更用功，又耗时三个月。1935年在“艺华”公司拍摄《逃亡》，他提议改变棚内拟景而到塞北实景拍摄，将角色置于自然场景中营造故事情节及角色内心的风云变幻。可他说的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没看过，甚为遗憾。

　　二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过午饭出发，要换三趟车到华山路武康路站下，拐进安福路，有时先上吴越君家报到，起码将近两个小时；“阿公”恰好午休起来，而一坐又要两个小时，已是晚饭时分，“阿婆”都留我吃饭：“路嘎远，来一趟弗容易，吃夜饭时还可讲闲话。”有回，“阿公”聊到曾于吴淞看外景在老街合兴馆午餐，对菜肴价廉物美赞不绝口。这么大老远，两位老人难以再往品尝，我即起意，到下个周日早上，拎着装有铝锅饭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车到这家饭馆，经与服务员商量十点半让我提前点菜，红烧鮰鱼是招牌菜么，响油鳝糊、草头圈子、蒸扣三丝都是梆梆响的名菜，等菜上齐装妥，旋即赶去。这餐夜饭，二老惊喜之余，要与我算账；我也自负干了一件讨好活儿。那晚，“阿公”兴致勃勃地回忆早年跑龙套，还正儿八经地在影片《义妖白蛇传》（1926年）中饰鹤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饰许仕林，讲了表演门道儿，我听得很是高兴。

　　请益既久，我觉得“阿公”性格极好，谦和稳健，遇到尴尬人事总是笑笑而过。有回偶然笑谈旧事，从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机是请他仿造的，老板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没付。后来“艺华”老板急于邀他加入，拍胸说：这一千元我来付。一直到他离开“艺华”也没付，无奈一笑了之。有时我想，在他的电影生涯里辗转很多摄制组，尤为自律，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大家。初去请教时，他刚“归队”，1978年春末，他在五号棚复出拍摄歌剧片《江姐》，十分动情，对我说掌机时，常想起两位老友应云卫、罗静予在“文革”中惨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摄影机旁。这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他带我去厂里看这部新片试映，放映室内编导演员荟萃一堂，他带着我坐最后排，放映前导演黄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并带领鼓掌表示敬意。那正是我年少易兴奋期，一周后去见“阿公”时，仍沉浸激动之中。他一如往常和风细雨般地说，拍电影要注意合作，又强调说，为人处世不能骄傲，摄影创作更不该骄傲。前句我很能接受，后句有点困惑，因另有说法：做人不可骄傲，而艺术创作要张扬、有霸气。至今记得，就是那次他用极为欣赏的口气，谈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种平和的拍摄手法，其镜头感处处显现谦虚格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津的大名，约过二三年后我才看到他的电影，确实不同凡响。再过若干年我方有点觉悟出“阿公”此语的意味，是深长的。

　　1982年，“阿公”应邀指导《月到中秋》摄影，我请假一周跑到南京，往返都乘夜车，这样整整七天都到片场观看，他忙里偷闲按分镜头本给我讲解。每天拍摄持续到晚上，严恭导演请他先回，他不愿提前收工。很晚用餐时，食堂饭菜都凉了，他不愿给摄制组添麻烦。可私下跟我说，一吃冷食胃就受不了，难以入睡；这是在东影厂时落下病根。我想了想提议，等我回上海就去看望“阿婆”，她肯定冷清，如她想来南京玩，再买个电热杯，晚上下热乎乎的面条给你吃。他当即说好主意。我回到上海照办，买好火车票并送她到北站上火车，又打长途电话，请托摄制组派车接站。

　　我在福州路新华书店二楼“内部购书”处，买到吴蔚云、钱江等著《故事片的摄影创作》（1959年版）；又在南京西路江宁路拐角那爿书店购得吴蔚云等著《电影摄影》（1958年版），我都兴冲冲地拿去给他看，他说是年轻人帮助记录整理的，先是登在《电影技术》上。读了他娓娓道来的论文无不散发其平常真诚谦逊的口吻。他还借我《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并把从前拍摄影片所运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实例，详细分析讲解给我听。随着对他的艺术观与作品的了解，感悟其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善于细节性造型，布光考究，取景规整，镜头深沉舒展，形成质朴无华的写实风格。起初我拿着习作去请教，他常常指出我生硬造作的毛病。如今想来，我在人物摄影造型表现方法上，尤其用光影调、取景构图的技法，确实师从此出。

　　三

　　他重返影坛拍片，仍扶持推重年轻摄影师，几次提出不在片头挂“顾问”。当时，他年逾古稀，在现场精力充沛，我去参观发现他有休息的特殊本领。每段镜头开拍前与大伙商定光位、机位和镜头运动，开机时就瞌睡，摄影机一停下，他又精神抖擞作布置。那回拍摄《于无声处》（1979年），他老先生打盹，我跟着摄影师看拍摄，突然有人厉声问我哪里来的，正当窘极，他立刻睁开眼睛、吴侬软语：“伊是我学生子。”我暗自得意，“阿公”可是“我国电影摄影三大家（吴印咸、吴蔚云、黄绍芬）”之一呵。不久，南京西路上海照相馆橱窗里陈列“阿公”大特写肖像，我路过附近就去欣赏。到了暑热时节，我和几位同学在新华影院看完电影穿了马路，走过橱窗前，我没敢介绍。时已七八点钟，一起到王家沙饮食店吃冷面、绿豆刨冰，喝冰镇啤酒。食毕壮胆，请同学们返回欣赏“阿公”大特写，不顾羞愧道：这是我的老师。事后想想，仅仅“请教”而已，哪有资格当“学生”呢。

　　1983年秋间，他赴京住在八一厂招待所。碰巧我也去，抵京在工程兵大院住下就打电话，他安排满满的。可第三天晚上，“阿公”来电说后天返沪，让我明晚到他那里聚餐，都是他的老熟人。我按时赶到，客人已在聊天。“阿公”随即介绍影坛前辈杨霁明，朱今明、钱筱璋、钱江都是“顶梁柱”。随即到餐厅入席，几位老先生对“阿公”以师礼尊之，我见了很感动。

　　原来，“阿公”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身为摄影主任，就是出了名的甘当“绿叶”，总把年轻有为的摄影师推前执机。朱老说进入影坛师从吴老，1947年合拍《遥远的爱》，吴老又推荐执机《一江春水向东流》；钱筱璋先生说他也在“明星”受到头号摄影师吴老指教，去武汉、香港都得到帮助；钱江先生多是倾听，也忍不住说了吴老辅导他的事情。1938年底罗静予带领在香港摄制《孤岛天堂》（1939年），“阿公”任摄影，钱筱璋先生任剪辑；钱江先生任录音助理，他姐夫罗静予担纲制片人和技术主任，姐姐黎莉莉饰演主角。钱江先生说他姐姐原也要来看望吴老，不巧感冒。“阿公”细声慢语说，“拍《热血忠魂》（1938年）黎莉莉就是主角，到了《孤岛天堂》她怀孕还坚持下来，我开玩笑说，戏拍完，儿子也有了，真好！”随即聊起这个孩子“罗抗生”，我听了暗暗吃惊，岂不是大名家罗丹先生呢，《原野》《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摄影杰作。我忝陪末座感受到他们在电影创作生涯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有件不无赧颜的事，1978年我悄悄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名落孙山后才告诉“阿公”。那次进入复试有个考试课目，在淮海路电影局放映室观看钱江任副导演并摄影的《海霞》，随即写篇影评。这次能见到钱老真有点恍如梦境。不料“阿公”提起我这一幻灭理想，介绍说杨霁明当过北京电影学院教务长、朱今明是摄影系主任，黎莉莉是表演系教授。后来我又去北京，“阿公”叫“阿婆”买了一斤老大昌饼干，让我代为看望黎莉莉教授。当时饼干都装纸袋，我生怕放在帆布旅行袋里压碎，用放大纸盒做了盒子存放。在京时特地去西总布胡同，可惜没碰上，只得把饼干请院里人转交。

　　现在想来，我都应该为他们拍摄肖像呀！1989年冬，我在北京听中青报程铁良君说，朱今明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回想见到朱老是多么壮实呵。又听“阿公”讲过，钱江先生患了冠心病，我想到他高高英俊的样子，觉得都为事业而心力交瘁，更不敢打扰。我倒是专门为“阿公”拍过肖像，“阿婆”还梳妆打扮一番，使用小型外拍机和人像胶片。翌日晚上冲洗时，因心绪不宁招致胶片不慎露光。如此出错，一个月都不敢去。后来硬着头皮去了，二老居然不提此事，就这样被我蒙混过关。可我再不敢为他俩拍照，至今愧恨不已。其实二老从未疾言厉色，如当时勇于认错，说不定还能重拍。

　　1980年代后期，我渐渐地少去向他老人家请教了。究其原因，“阿公”曾商请张元民老师借调我到上影厂摄制组，没得到单位放行；接着向老同事严恭导演推荐我去南影厂，未获双亲允许。由此，我有志于电影摄影的高涨热情仅剩挫败感了，而经受这番磨砺，我开始全力投入到纪实摄影专题的拍摄，业余时间“轧马路”“穿弄堂”，晚上泡在暗房洗印。而我内心确实感到向“阿公”请教的十来年，尤其是他的虚怀若谷，对我的摄影经历和为学处世都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