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所在的驻藏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前往林周地区白定乡工作组。 

　　一天早晨，我的房东曲珍连哭带喊地跑来说:“不得了啦，墙塌了……强巴曲吉的孩子压在下面啦！”我立马飞奔到现场，只见强巴正抱着五岁的孩子普布嚎啕大哭，我拨开人群，不由大吃一惊，普布的前额被砸得凹陷下去，双眼紧闭，气息奄奄。周围的群众有的双手合十祷告，有的低头诵经祈求，更多的人急得哭泣。我即让农会干部准备两匹快马，一匹由我骑到县医院，让医生赶紧做好抢救准备。另一匹由强巴抱着孩子骑上赶来。两个多小时的路，我一个小时就赶到了。但孩子到医院已七孔出血，医生说：“怕是没希望了，你们还是赶紧去条件更好的澎波农场试试吧。”

　　这时已近黄昏，气温骤降，我又策马飞奔，大腿内侧和臀部都磨出了血，却依旧不敢减速，总算在下午六点左右赶到农场。孩子的脸已呈青灰色，呼吸微弱，医生虽在全力抢救，但告诉我希望不大了。如果还要试试，只有送拉萨解放军总医院。可这里没有车，骑马需要一天多时间。“还有近路吗？”我心存侥幸地问。医生指着远处积雪的大山说：“翻过这座山，只要四小时，但夜里翻山是不可能的。”我跨出门外，极目之处矗立的那座大山，高峻险拔，别说带个重伤的孩子，就是轻装上山，也极危险。可此时，我只有去冒险了。我请求医生维持好孩子的生命，便催马出发。我打算在夜里一点到医院，然后搞辆车开回来接孩子。这样，天亮前可以将孩子送到医院。

　　黑夜吞噬着莽莽大山和我。深山里卷过来的风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野兽嚎叫声让人毛骨悚然。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山顶，可我的坐骑突然昂首嘶鸣，几乎垂直站立起来，待马转身跃开，我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道悬崖边缘，不由吓出一身冷汗。刚打马离开，又发现迷路了，登上一座山头，是绝壁，调转马头下到山坳，又登上一座山头，仍旧没路。我在山里团团转，怎么也绕不出去。而马此时也累坏了，倒在地上喘着粗气，再也不肯往前移动。

　　我将马拴到一块巨石上，开始徒手攀援，连滚带爬地走。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来到一个坝子。一个年轻女子半夜进村，危险随时存在。我将长发塞进军帽，擦干脸上的血迹，捡了块石头拿在手上，大步向村子走去。总算在村里找到一位藏族青年愿为我领路上山，在山上找到了我的马。这时，马已不能再骑，我只有攥着马尾跌跌撞撞继续下山。天渐渐亮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又转回昨晚出发的医院门前。好在天亮了，我们马上带着孩子赶到公路上拦车，终于将已经深度昏迷的普布送到总院抢救，孩子最终活了下来。我回到白定乡那天，正逢村里召开村民大会，得知此消息，藏民们载歌载舞，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一个月后，普布出院了，见到我立即挣脱爸爸的手，大喊着“阿妈书记啦”，过来紧紧抱着我。这个称呼从此就跟着我了。

　　1994年，我重访拉萨，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白定乡看看普布。可经过35年的变迁，人们都不知道林周县有个白定乡。那天县里安排我们参观一所小学，我听完介绍又老话重提，问校长知不知道白定乡。校长指着一位年轻教师说，他就是白定人。我一下转忧为喜，午饭后就赶到那里。在当年的团委书记家里，我迫不及待想见到普布，谁知陪同的校长说：“怎么不早说，他是我姐夫呀！”我们刚走进普布家，就见已成中年男子的普布从外面狂奔进来，一把将我紧紧抱住，用额头频频深情地碰我的额头，我满含热泪撩开他额前的头发，原先凹陷的额头竟没有留下痕迹。普布现在已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他说，除了找不到阿妈你以外，我什么都不缺。分手时，全村乡亲都来送我，普布哭着紧跟车子，边跑边喊：“阿妈书记啦，好好保重，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

　　我庆幸这一生能拥有这份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