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的出台可能从以下几方面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局势：

　　首先体现为南海议题将持续升温，其他的地区议程可能被其左右甚至“绑架”。有了裁决的“王牌”在手，菲律宾和支持它的西方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南海议题因此还会热闹一段时间。就像这次东盟外长会议一样，本还有许多重要议题要谈，但由于南海议题的插入，其他议题都成了配角。这不但不利于南海问题本身的解决，也极大地干扰了其他的地区议程。而且，议题升温之后，中菲国内舆情鼎沸，政府间妥协的难度更大了，在海上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机会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次，仲裁案可能产生连锁效应。曾有分析认为，如果此次菲律宾仲裁成功，那么其他声索方特别是越南可能成为下一个起诉中国的国家。裁决公布后，越南的发言相对比较平衡，仅提到欢迎裁决，主张通过外交和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没有用到“要求中国遵守裁决”这样强硬的话语。这表明中越关系目前处于可控状态，但一旦情势有变，越南依样画葫芦提起仲裁或诉讼完全有可能。而中国仍不太可能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结果就会是分歧越大，争端越烈。即使其他声索方没有跟上，但对谈判的怀疑态度肯定是增加的，想利用裁决杯葛中国的心态肯定是存在的，结果关于南海的相关谈判，如行为准则（COC）谈判可能面临新变数。

　　再次，共同开发更加艰难。裁决事实上激化而不是回避了领土主权争议，要进行共同开发的前景将变得更为黯淡。由于主权争端的敏感性，南海争端只能走共同开发的道路。但是，由于裁决提出中国在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理基础”，而且南沙诸岛均不具备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据此，像菲律宾等声索方可能不再认为其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它也就用不着与中国共同开发了。对此，中国当然不接受。

　　最后，是南海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国际化。在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在南海的介入事实上是越来越直接了。当前，美国极力撇清它与仲裁案的关系，但它在政治上、外交上是仲裁庭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中国要针对裁决采取反制的行动，美国部署在南海的舰队估计也不会完全袖手旁观。这些迹象意味着，中美直接的博弈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局势恶化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上述影响综合起来，就是南海局势很可能将进一步动荡不安。没有南海的稳定，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就很难稳定下来。虽然东盟不太可能完全被“绑架”，但有了南海这个“包袱”，中国与东盟关系要想完全抛下它往前走，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杜特尔特接“烫手山芋”

　　中菲关系是当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块“短板”。2016年6月30日，阿基诺三世卸任，新总统杜特尔特就职，被外界许多人认为是两国关系走出低谷的一个契机。这是因为杜特尔特无论是在个人理念、还是政策倾向方面均大不同于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并非天生敌视中国，但他咬定了通过仲裁解决南海争端，结果把中菲关系拉入低谷。相反，杜特尔特是实用的民族主义者，在很多政见方面同菲律宾国内的左派相近，不喜欢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曾在竞选期间说过要维护“主权”的硬话，但也多次放出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言论。他想在国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实业方面的投资，而不是像阿基诺三世那样仅仅依靠海外菲劳和劳务外包拉动经济发展。他意识到，这方面只有中国可以帮助菲律宾，因此希望慎重处理好仲裁问题。就职前后，杜特尔特三次会见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由此可见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

　　但是，南海仲裁裁决的出台如同泼了一大瓢冷水，让双边关系改善的势头一下子停顿。菲律宾国内舆论本对谈判并没有太多异议。但几乎全盘支持了菲律宾诉求的裁决一出来，在菲国内激发起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即要求政府对华谈判必须以裁决为前提，其主要目的是实施裁决。因此，对杜特尔特来说，这个裁决既是一个“大胜利”，也是大包袱。

　　这个裁决出台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如果是在阿基诺三世尚在台上公布的话，菲律宾政府不用说会采取各种政治、外交手段向中国施压，要求执行裁决。但已与阿基诺三世撕破脸的中国政府也不会有所顾忌，不但从舆论上反击批判，而且很可能以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反制菲律宾。即使中菲关系因此而进入谷底，反倒更有利于杜特尔特就职后再起底回升。但裁决偏偏在杜特尔特就职后不久出台，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到他的手上。中国对此也有些左右为难：面对全面不利的裁决，如果不采取更多的实质反制措施似乎不足以体现中国的坚决立场，也不利于阻止仲裁案的一些后果（如连锁反应）；但如果反制措施多了，把杜特尔特打痛了，也可能失去改善双边关系与南海局势的机会，从而得不偿失。

　　因此，裁决在这个时候出台具有为中菲关系改善“踩刹车”的功效。两国能否最终克服裁决带来的挑战，跨过南海这个“坎”，把双边关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中国要提出自己的方案

　　东盟一贯奉行大国均衡政策，即通过把不同的大国引入东南亚地区，以保持自己作为地区局势主导者的地位。由于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相对稳定，而中国日益崛起，当前东盟大国均衡政策中联美制华、联日制华的色彩就更多一些。从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机制，到最终把美国、俄罗斯都包括进来的10+8东亚峰会，可见东盟为了拉拢更多国家制衡中国，甚至不惜弱化东盟机制的“东亚”色彩，弱化本来就进展有限的地区合作。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一些东盟国家更是如此，如越南、马来西亚加入并完成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而菲律宾则开放五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相反，中国与东盟关系却一再被南海争端所“绑架”，中菲关系这块“短板”导致中国与东盟关系迟迟难以向纵深推进。

　　面对困局，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握与东盟的关系。在东南亚方向，对中国来说最敏感的或许是南海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崛起安全，也就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外力所严重干扰、甚至打断。现实地看，最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这样做的国家主要是美、日，而东盟则是两国用以牵制、骚扰中国的重要平台，南海争端则是这个平台的一把利器。中国如果占据不了这个平台，抓不住这把利器的刀把子，就会在这场战略博弈中处于下风，甚至危及自身的顺利崛起。就此而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应该以战略性的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并推进双边关系。

　　当务之急还是管控好南海问题，克服仲裁裁决带来的消极挑战。杜特尔特仍是一个机会，应该密切关注菲国内政治与舆论动向，及早与菲律宾方面开始接触，最终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安排。最有可能的是双方就管控当前危机以及一些具体的权益问题（如渔民捕鱼）达成协议，并通过谈判这一方式本身表明双方无意扩大事态，并为南海争端的进一步缓解以及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在多边层面，中国与东盟间的南海行为准则也有必要加快谈判。中国应该更加善于通过各种规则处理与东盟的关系，既善于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也不怕接受一定的规则约束。规则的最大好处就是给各方以明确的预期和约束，从而有利于管控争端，维持南海的稳定，维护中国的崛起。

　　另外，就是在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与东盟的互补性经贸关系。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崛起对于建立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基于此，我们应警惕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不良现象，如同质竞争以及由于我国工业品全面占领他国市场所产生的恐惧性依赖。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但为了持续崛起，我们还应建构未来的产业优势。今后中国应将对东盟的相对优势集中在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产业上，逐步缩小低端、低利润产业的比重，在产业结构上进一步互补。这归根到底在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应该有这种自信，也必须做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地区秩序构建。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国际秩序的重建问题，对此中国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笼统地讲尊重现行国际秩序没有什么用，关键的是讲清中国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与地区秩序。这种秩序可能只是对原有秩序的某种改革，但必定有自己的新东西。把这种新东西讲清楚，否则周边国家就会有疑虑，就不会轻易地容纳中国的崛起。如果说把整个国际秩序的中国观讲清楚可能还不现实，但至少可以先把地区秩序讲清楚。这里包括如何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的问题，也包括如何看待美国在东亚角色的问题。中国有必要就这些方面的理念与秩序安排，提出自己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