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暮春的傍晚，我正从办公室出来，往宿舍走去，手机响了，是新民晚报的编辑王瑜明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她要为“快乐作文”编集子了，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实在是惭愧。好多年前，她向我组过稿。后来，她的来稿源源不断，再加上我自己忙于上课应试，渐渐与“快乐作文”疏远了。为了写序言，我自然要打听编辑部曾发生过什么故事。

　　王老师告诉我，编辑部的邮箱里经常收到这样的信件，说自己曾因为“快乐作文”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她在电话里给我读了一段来信：“我是一个‘80后’，已届而立之年，在本职工作之余，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从给报刊、杂志供稿，到如今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收获不少‘粉丝’的关注。写作和思考，早已成为我事业、人生的一部分。我永远都记得在高二那年，收到稿件录用通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见报的那种兴奋。我相信，这是我的写作生涯的起点。”

　　她告诉我，像这样的回馈，近年来有许多。那些曾在“快乐作文”发表过作文、如今长大毕业了的学生，回忆当年，无不对这个栏目充满了由衷的亲切、感恩之情。特别让人感慨的是，其中有不少人提到，自己当年写下自己喜欢的文章，但在学校里不被看好，抑或在考试中因为“不规矩”而得分平平，却不甘心就此蒙尘，因而终于鼓起勇气，投稿《新民晚报》，惊喜地获得“遗珠重光”的机会。当时，还没有“微信”“微博”这些新鲜的东西，但上海人家几乎家家都订《新民晚报》。于是那些小作者，看到自己稚嫩的文章能化作神气的铅字，登在平常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戴起眼镜认真看的报纸上，和那些国家大事新闻、作家作品一样！那份自豪感和满足感，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快乐作文”由此在他们很多人的人生成长道路上起到了莫大的鼓励、推动、指引的作用。

　　这既是“快乐作文”的功德，也是给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需要反思的题目：学校里一堂堂不厌其烦的作文课，对孩子写作热情的促进，为什么比不过一次报纸栏目的支持认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的作文有时会显得苍白？应试教育到底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

　　现在我手里还有几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优秀满分作文选”之类的册子，今天翻开那些书，读者多半会嗤笑：有一些做作僵化、愚蠢可笑的文字，当年却居为范本，供学子们百般模仿……这些作文多半有整齐的句式、华丽的辞藻，仔细看却内容空洞，且有明显迎合的痕迹。从这些文字里，很难看得清作者的真面目，只是漂亮而无生气的词句堆砌而已。

　　在高考中，语文的作文分数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可以说是一个“大头”。如此大的利益维系之下，有功利化的部分是难免的。但我想很多老师都同意，我们教作文，并不是为培养一个文书或写手，我们是通过作文实现“人”的启蒙。所以，有必要知道作文的原点：人，究竟为什么要写作？

　　我们写作，应当是为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发声，是为实现精神的丰富、独立和自由而积累。一个会阅读、会思考、会写作的人，其意义将不是一个数字乃至一套房子所能定义的。我想这也是“幸福的列车”所说“幸福”的内涵。

　　若是为高分，或为迎合某些时代要求而写作，也许在当时得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分数。但那些“作文”，不能打开其心胸，不能拓展其眼界，不能陶冶其性情，甚至不会真正提高其文笔。一旦时过境迁，他们将会发现，自己是如此干瘪苍白。

　　真性情是上天赐予每个人的礼物，如同一股激流。我在“快乐作文”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真性情：允许写坐“香蕉船”在海边玩耍的乐趣，允许写和小狗一起玩耍的点滴，甚至在文章里时髦地玩玩穿越，或者吐槽一下老师，也未尝不可。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嬉笑怒骂，也可以潸然泪下……

　　日前，我参加了上海市写作学会的年会。会上许多会员深深地忧虑，如今孩子笔下苦涩，怕写作文，甚至大学毕业了还无法写出一篇完整、能打动人的文章，于是开始讨论、思索着为中小学甚至大学的写作能提供一些什么。我想，“快乐作文”这个平台，恰恰就是一个榜样。十多年来，它为孩子们的自由写作、快乐写作提供了一扇窗户。写作能力维系着人的感性和思考能力，这正是人获得幸福的重要能力。因此，这本书取名为《幸福的列车》，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书的面世，对作者和编辑来说，是一份满意的答卷；对语文教育工作者、作文命题的老师们来说，是一道大大的考题。

　　（本文为《幸福的列车：<新民晚报快乐作文>精选》一书序言，略有删节。本书将于8月21日9时和22日18时15分在上海书展举办签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