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称道我们夫妇俩心心相印，琴瑟和鸣。他们所不知的是，我俩百分之九百地达成高度共识的事唯有一件，那就是都对香烟深恶痛绝，堪称嫉烟如仇，且嗅觉灵敏，一丝烟味飘过便难以忍受，即便在路上邂逅“游烟”也必皱着眉屏住气速速绕开。那天傍晚途径一间饭店欲就餐，见墙上贴有“严禁吸烟”的牌牌，便放心入座。点菜毕，忽闻邻座向服务员讨要烟灰缸，感觉不妙，回头一看，果然有三根老枪已冒烟，立马向老板娘交涉，老板娘无奈而稍有歉意地让我们调换到靠近门窗的桌子去。孰知不到两分钟，又见另一边有客人也喊着要烟灰缸，未及点燃烟卷，倒先燃起了我们的怒火，指着“禁烟牌”喝问“怎么回事”？服务员唯唯诺诺，两边都不敢得罪。我俩当即决定就此罢吃，拂袖而去。

　　当然，已准备就餐，点的菜也已下锅，突然间拔腿就走，似乎不太礼貌。可是，怪谁呢？毫无疑问，烟民明知故犯显然不对，但店家的食言和纵容更难以容忍。既然明示“严禁吸烟”，那么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约定，食客中的烟民一旦进店、入座，就应当视作认同禁烟约定，不然尽可跑路；也应将其视同一个承诺，表明本店负有禁烟的监管权利和劝阻吸烟的义务，让非烟民能放心地不吸二手烟。有烟民食客无视约定，店家提供烟灰缸就是背弃承诺，我等虽无力阻止，难道还躲不起？

　　事实上，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上海早就立法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但一边是“禁烟牌”高悬，一边仍是烟雾缭绕，能辟设一个“无烟区”已属最佳状态了。禁烟固然需烟民的自觉，而监管者的依法依规践行则尤为重要。你想嘛，要是店家绝不提供烟灰缸，还有几个食客会顽固放肆地在就餐时吸烟呢？在严格禁烟的飞机航班上，烟鬼们几小时、十几个小时不得吸烟，不也活得好好的？唯恐真禁烟会坏了饭店的生意？依法行事，定出规矩，做出特色，才不会没有客人呢，不信试试！

　　每每遇到类似的烦心事，就格外感佩国外一些大城市的禁烟之严。有段时间小住多伦多，在大大小小的餐馆饭店里从未见有人吸烟，也不见犯了烟瘾的食客在门外肆无忌惮地吞云吐雾。一次问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的女婿：“要是有人在饭店里吸烟会怎么样呢？”女婿很奇怪我会提这个问题，但旋即反问：“敢？”怎么会有人敢于以身试法，而店家又怎能斗胆冒“连坐”之虞眼开眼闭呢？后来在女婿找来的安大略省禁烟条例里读到两条强制性原则，一条是保护非吸烟人士免受二手烟的危害，另一条是公共场所无烟灰缸。还曾向旅居巴黎的一位老同学询问，自从法国实行禁烟后，见到过有人在室内抽烟吗？万一抽烟，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老同学发愣了，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怎么可能？法令既出，必须遵循，法国人的脑子就是如此‘一根筋’！”

　　这不正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的表征？同样是控烟、禁烟，我们的差距何其大也。久禁不绝的根源不仅在于法制意识薄弱，且往往会“好心”地对烟民予以宽容和照顾，虽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却还要特辟一块“吸烟区”，搞一个“吸烟室”。但研究表明，所谓“吸烟区”“吸烟室”对防烟、控烟其实无效。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吸烟室大门敞开，在其周边吸烟者比比皆是，本应封闭的吸烟室形同虚设，污染严重，并殃及“禁烟区”。可见吸烟室犹如一个“大烟缸”，不仅无屏蔽烟雾的作用，反倒有像提供烟灰缸那样的“默许”乃至“诱惑”意味。美国工程师和公交协会做过的研究也显示，按照现在的通风和空调标准，还无法完全隔绝二手烟，唯一的方法就是室内全面禁烟，真正实现无烟化。

　　一个让人宽慰的消息是，“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本月将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即将颁布之际，近日，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大机场的室内吸烟室先后被全部撤除，屋顶下也不再摆放任何形式的吸烟器具。这便是有法必依辅之以强硬的管理手段。拍手称快之余，又企图得寸进尺了：火车站和机场尚且能撤除“大烟缸”，其他公共场所形形色色的“烟灰缸”是否也该统统休矣？什么时候外国朋友问起上海的禁烟状况，让我也能淡定地说：这，是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