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通坦途

　　1935年5月下旬，红军抵达大渡河流域，两岸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自北向南几百里只有三个合适的渡口——泸定桥、安顺场和大树堡。“四渡赤水之战”中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的蒋介石，闻听红军想过大渡河的消息后又来了精神，他想起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正是在此被清军消灭，于是断定红军将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蒋介石饬令四川三大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严守各处渡口，他还自作聪明地认为红军要去大树堡渡口，因为沿途可以避开彝族聚居区，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军阀故意制造彝汉矛盾，汉人往往视彝族区为险途，所以他安排战斗力较强的刘湘、杨森部队把守大树堡，只留下较弱的刘文辉部去安顺场、泸定桥布防。

　　对敌情了如指掌的红军反其道行之，5月21日，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为先遣队，红一、五军团、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依次经冕宁、大桥等地向安顺场北进，红九军团担任迟滞追敌的任务。中革军委要求红一团务必以最快速度前进，至迟于24日抢占安顺场。这里有个细节：红军途经冕宁城时，释放黑牢中的彝族同胞，还请一些彝族头人喝酒，有些头领懂得点四川语，本身就是四川人的刘伯承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说明红军此行只是借道，头人们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而那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回家后又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不仅如此，冕宁百姓还告诉红军，要顺利经过彝族区，头人小叶丹是关键！

　　5月22日，红一团在喇嘛房附近遭不明真相的彝族百姓袭击，几名战士连武器带衣服都被抢光了，可是红军严守纪律，没有还击，而请翻译向对方喊话。出事的正是小叶丹所在部落的聚居区，抓住彝族人重义气的特点，同时以严格的纪律为保证，红军赢得了小叶丹的信任，刘伯承还与小叶丹会面，劝说彝族内部不应相互“打冤家”，应团结起来反对军阀压迫，表示红军一定会帮助彝族人民解除外来压迫。小叶丹很高兴，立刻与刘伯承举行历史上有名的“彝海结盟”，仪式很简单，大家以水代酒，碗里滴上几滴鸡血，二人高举大碗，发出誓言……结盟后，刘伯承代表红军，将写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队长，这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次日拂晓，红一团在小叶丹护送下出发，沿途彝族百姓夹道欢迎，送水送食品，红军也把毛巾鞋子送给彝民。红一团过后，小叶丹继续来回奔波，护送红军大部队过境。仅用三天，红军全部通过彝族区，为抢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时间。

　　恶霸“留下”宝贵渡船

　　5月24日，红军先遣队抵达擦罗镇，得知60里外的安顺场只有两股川军，一支是彝务总指挥部一个营（营长赖执中），驻守安顺场，另一支是刘文辉所部第5旅第7团一个营，驻守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对红军有利的是，赖执中是安顺场当地的恶霸，拥有几十家商铺，刘文辉曾下令烧掉安顺场所有房屋和船只，全力固守桃子湾，但赖执中心疼自己的产业，又认为红军飞不过彝族区，所以根本不予执行。

　　当天夜里，红一团摸进安顺场，川军不是赌博就是抽大烟，毫无防备。红军一个连瞬间打进敌人营部，赖执中吓得翻墙逃走，连原本留给自己过河的小船也留给红军了。25日9日，在八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来自红一团的18位勇士分两批登上渡船，向桃子湾发起突击。为了掩护他们，红一团神炮手赵章成带领三名特等射手，将三门迫击炮摆在最佳射击位置，几十挺机枪也瞄准了对岸的敌工事。

　　渡船劈波斩浪，向河中心划去，对岸川军发现有人要渡河，立即火力全开，与此同时，安顺场的红军以更猛烈火力压制过去。在弹片横飞的水面上，小船随着浪花颠簸前进，战士们一边还击，一边快速划船。就在渡船驶过河心时，突然一头撞到礁石上，只见四名船工奋不顾身地跳到石头上，脚踩礁石，背靠船帮，拼死将渡船推离，然后重新上船撑桨。接近岸边时，勇士们飞身下船，迅速登岸，几十名敌兵跑出碉堡，想消灭登岸的红军，结果被勇士们手里的冲锋枪扫倒。此时，赵章成亲自操炮，用两发炮弹打掉川军两座核心碉堡，还有一发准确落在川军人群中，川军彻底失去抵抗意志，仓皇撤退，红军成功夺下渡口。

　　时间争夺战

　　控制住安顺场后，红一团迅速渡河，在老百姓帮助下，他们又找到三条小船，能够把更多人马摆渡过去。但由于河水流速太急，红军无法架桥，渡船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小时，直到26日上午，红一团才全部过河。面对缓不济急的局面，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决定兵分两路，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继续从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指挥部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加快渡河速度。

　　泸定桥地处安顺场以北320里处，泸定桥至安顺场段的大渡河是从北向南流，而安顺场以下则变为从西向东流。西岸红军的先头团是红二师四团，为了在三天内走完全程，他们必须在崎岖山路上徒步强行军。与此同时，得知安顺场失守的蒋介石极为震怒，严令刘文辉死守泸定桥，还调原本呆在大树堡的杨森部驰援。刘文辉也很紧张，他关照把守泸定桥的第4旅第38团（只有2个营）“勿有闪失”，同时调第11团的3个营占领东岸有利阵地，防止红军右路纵队从东岸接近泸定桥。

　　在这场“时间争夺战”中，红军左纵队的先锋——红四团于27日清晨出发，一路上屡遇川军小部队的阻击，其中最严重的阻碍出现在菩萨岗，川军一个营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碉堡，用重机枪封锁去路。经过一个小时的缠斗，最终还是红军一个连从悬崖冒险攀登上去，从背后夹击敌人，才使其崩溃。到了28日傍晚，天降暴雨，山路非常湿滑，红军只得打着火把行军，很快他们发现对岸也有打着火把的队伍，那是增援泸定桥的川军。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认为，现在天黑路滑，若不打火把照路，无法连夜行军，为了迷惑敌人，红四团遂安排四川籍战士向对岸喊话，说自己是被红军打退的川军，果然敌人信以为真，没有向红军射击。接下去，战场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红军和川军打着火把并排行军，一路上，双方不时有士兵掉队。由于没时间吃饭，加上路越来越滑，红军行军速度逐步减慢，杨成武见状，下令把全部重武器、行李留下，全体轻装前进。倒是对岸的川军，因为雨越下越大，间或还有山洪冲下来，他们终于支撑不住，在深夜里止步宿营了……

　　经过一整夜拼死行军，29日6时，红四团三分之一的官兵终于赶到泸定桥头。此时，红军右纵队经过瓦坝、得托、铁丝沟等战斗，于29日进抵距泸定城50里的敌4旅指挥部所在地龙八步，与泸定桥也是遥遥相望了。

　　飞夺泸定桥

　　泸定桥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是当时千里大渡河上的唯一桥梁，也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桥的西岸连着贡嘎山，东岸是二郎山，山峦起伏，巍峨陡峭。桥的主体是十三根铁索，每根铁索有碗口粗，以四根作为两边扶手，九根作为桥面依托，上面铺木板，以通行人，远处望去，此桥十分险峻。

　　当红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桥头堡时，川军已在东岸的泸定城里做好准备，他们构筑工事，撤去桥板，敌军官甚至狂妄地向红军示威，“有本事，你们飞过来呀”！由于需要收集木板，休整部队，红四团没有马上向对岸发动进攻，而是组织机枪隔河压制，毙伤川军50多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到了中午，夺桥战斗开始，红四团选出22名战士，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携带盒子炮、MP18冲锋枪、大刀和手榴弹，攀着铁索向对岸前进。三连则紧跟在后，往铁索上铺设门板作为桥面。与此同时，为了夹击对岸守军，红四团还组织七连两个排，使用临时扎成的大木排，冒险从下游水流较缓的地方渡河包抄。

　　战斗打响后，22名勇士沿着铁索奋勇向前，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亲自站在桥头指挥。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红四团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如急风骤雨般扫向敌方，喊杀之声震天动地，下游渡河成功的两个排也向对岸守军发起攻击，成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川军受到两面夹击，敌团长李全山不明就里，以为东岸红军也已赶到，向第4旅旅长袁国瑞报告：“红军夹击泸定桥，情况危急，我们该怎么办？”这时，袁国瑞正在龙八步与红军右纵队激战，红军都快要打到旅部门口了，他正准备撤退，只说了一句：“我这里也很紧张！”随即放下电话。守在泸定县城的李全山只听到电话里面密集的枪炮声，又听到袁国瑞的副官大叫：“旅长快点，红军打上来了！”电话随即中断（线路被红军破坏了），李全山再也无法“淡定”了，他和两个营长商量一下，认为挡不住红军，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个营的主力火速撤往天全，只留一个连在泸定城殿后。

　　就在敌人打算开溜之际，红军勇士已爬过铁索，逼近泸定城门，对岸的红军火力已然压得川军喘不过气来。但川军撤走时，不忘放火焚烧桥头工事，17时，红四团完全控制了泸定桥，并用两个小时肃清泸定城内断后的那个川军连。22时，红军右纵队也赶到泸定县城，成功会师。刘伯承连夜亲自查看了泸定桥，他抚摩着桥头的石碑，激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终于胜利了！但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跨过大渡河后，中央红军总体上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战略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畔的图谋，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最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