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留学生管理处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样的例子：列城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的中国留学生何某，平时比较喜欢和外国姑娘接近，1961年曾和一罗马尼亚女学生接触密切，关系有些不正常，他们曾在房间里锁起门来听唱片，有时在一起洗照片至深夜。1961年寒假，使馆未点名地批评了一下，以后他立即和这个姑娘断绝往来，在生活作风上也注意了，再没发生这样的问题。使馆党委认为，国外环境复杂，何某继续留在国外学习，有一定危险性，建议暑假回国休假后不再返回前苏联学习，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同意使馆的意见。再后来，留苏学生的异国婚恋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跨国婚姻也越来越成为留学生政治上的负担和压力，甚至成为考验留学生能否继续留学前苏联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曾经在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他的女儿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前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前苏联的想法。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前苏联定居。中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前苏联，可是处处受到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

　　留学生跨国婚姻更多的还是以分手告终。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前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回忆：“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就曾经娶了个前苏联的媳妇。但这段婚姻后来也成了一段悲剧。在前苏联的时候,像这样的婚姻都没问题,但一到回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女方究竟愿不愿意跟你回中国?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洪增仁回国的时候,女方不愿意来中国,就留在了前苏联。刚开始还好点,两个人还能有邮件往来,到了后来,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就联系不到了。而洪增仁回国后，很痴情，一直没再婚，单身过了半辈子。”

　　他们的遭遇，只是当时成百上千异国婚姻不幸遭遇的缩影。据陈先玉回忆，50多对跨国婚姻大多以悲剧收场。

　　“岁月如歌”硕果仅存

　　2007年初秋的一天，笔者走进了上海重庆南路上的一座老式楼房里，这里居住着柳霞（柳德米拉）和她的丈夫戈宁。采访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列宁格勒说起的。戈宁教授说，新中国成立前他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因为搞地下革命工作暴露了，所以受党组织安排撤退到苏北根据地。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中的一员，他被派往前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学习。1955年1月，列宁格勒市在沙皇时代的塔芙丽特宫举办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晚会，28岁的戈宁认识了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晚会上，两位风华正茂的异国青年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柳德米拉告诉戈宁，她的父亲是名军官，参加过卫国战争。战争后期她和妈妈也去了野战医院，才十三四岁的她像个小护士一样，帮着照顾伤员。父亲随军一直打到波兰、德国，可就在1945年2月，战争即将结束时，牺牲了。因有一段在野战医院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学医。此后，他们的交往多起来，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戈宁教授还特别提到了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那天下午，正当戈宁准备赴约，他的导师找他谈话，谈完后已经晚了。戈宁赶到约会地点时已不见柳德米拉的踪影。戈宁很失望，就在那里转了几圈，正准备离开时，突然，柳德米拉出现了。原来她先来过这里，等了一会儿不见戈宁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有心灵感应，她又出来看看。戈宁教授笑称这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不过，当时有规定，中国留学生不能和外国人结婚，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份爱悄悄地埋在心底。随后，戈宁完成学业回到祖国。但老天似乎很眷顾这对恋人。在戈宁回国几个月后，他在北京接到通知，组织上让他重回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当他重返列宁格勒，敲开柳霞的家门时，柳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956年，又有好消息传来，国家政策改变了，中苏公民之间可以通婚。1957年，柳霞大学毕业，他们在柳霞家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1959年，戈宁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留学生学成必须回国，这是当时一条铁的规定。那时柳霞已是列宁格勒一所医院的医生，不过，既然嫁给戈宁，她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

　　回到了北京，国内的生活状况让戈宁大吃一惊，原来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在分配工作之前，他们住在招待所里，由于“内外有别”，柳霞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供应米饭和专门烧的几个菜。但柳霞还是吃不下，到了中国后，她特别想念面包、黄油。戈宁对她说，这么好的饭菜你还不想吃，我们只能吃窝窝头。1966年，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冲击，戈宁被调回上海，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当工程师。经市人事局安排，柳霞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内科当医生。她可能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上海唯一的一名外国大夫。从1966年到1989年，柳霞在上海工作了23年，她于1986年被评为卢湾区卫生局先进工作者。1992年，她还获得了一份“荣誉证书”，上书：巴巴斯基娜同志从事卫生工作30年，特授予荣誉证书。

　　当笔者询问到这些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戈宁教授短暂停顿了一下，缓缓说出了埋在心中的话:“如果说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亏欠儿子太多。”儿子阿列克谢在列宁格勒与外婆相依为命，柳霞来到中国后刚开始只能寄点钱过去，对儿子的思念时常折磨着夫妻俩，给儿子写信是交流的唯一方式。随后由于国内的政治运动影响，夫妻二人递交的赴苏探亲申请迟迟没有下文。直到1982年，他们才得到了批准赴苏探亲。当柳霞坐了近一个星期的国际列车，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勒，时间已是1983年元旦的清晨。她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这是谁啊？哦，是妈妈！”儿子又惊又喜。柳霞把日思夜想的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泪水喷涌而出。母子重逢这一刻，实在来得太晚了。儿子已经是25岁的大小伙子了。令她欣慰的是，阿列克谢“子承母业”，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市急救中心当了一名医生。

　　这样的跨国婚姻在上海有多少？当笔者询问这个问题时，戈宁教授回忆当年像柳霞这样和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华的俄罗斯女性，上海共有四位；另外三人中，有两人在大学里教俄语，一人没有工作。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动荡，孩子没有书读，她们都和中国丈夫离婚，回前苏联去了。只有柳霞，历经生活的艰辛、政治的风雨，仍忠贞不渝，无怨无悔，将自己的命运和上海这座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但是，伉俪的举手投足之间始终有一种荣辱不惊的镇定和淡然。

　　（本文是国家课题“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