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出台新的奖励制度

　　自从担任上海杂技团演出二队队长后，程海宝转而将《大跳板》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大跳板》，是上海人民杂技团的传统大型集体节目。程海宝主攻力量型的大型集体节目，可以说是责任重，难度高，练功苦，付出多，出国机会少。辛辛苦苦地拼搏，出了成绩，功劳、荣誉都是集体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是傻了吗？不，他的心里清楚得很。这是一次转轨，一次展现创造才华和拼搏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他说：“我知道练《大跳板》很苦，但我愿意。大型节目所体现的，不是苦不苦的问题，而是展现我们杂技团的实力和演员的演出水平。杂技艺术需要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大型集体节目，更需要有人自讨苦吃，我要是能够为此出一份力，也是尽了我应该尽旳责任。” 

　　程海宝没有用更多的舞台语言进行表白，而是带着他的团队认认真真地甩开膀子干了起来。此后十多年，他一直痴心不改，继承、创新，在他的带领下，《大跳板》不断砸出了新的高度。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之风。沿习了数十年的旧管理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杂技团建团以来，也是由国家“供给”，保证了演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和杂技团日常运转所需要的费用，同时也抢救了一批濒临消失边缘的传统杂技节目，推动了杂技艺术的繁荣发展，而与之并存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束缚了编演创人员的积极性。

　　1978年秋天，演出一队赴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一带巡回演出。演职人员在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回收一只水泥袋，奖励一分钱》。犹如一块石子投向了河面，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分钱？这也算奖励？能起到作用吗？大家议论纷纷，举一反三，痛感这样的奖励机制不合理，必须改革。演出队按照合同巡回演出，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场次，这是“计划内”。但如果应观众要求加演，算什么？属不属于“计划外”？由此创收的这部分，能不能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用来奖励超额演出？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有谁愿意加场演出？不如干脆回家休息得了。

　　多演多得，不演不得，应该不应该？越议论，大家越是感到象征性的“一分钱”奖励机制必须破除。额外加演一场，收入大约为360元，按10%比例提取作为奖金，大约36元，算下来，每个加场演出的演员大约可以有0.6元的奖金收入。区区0.6元，多不多？平心而论，不多。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演职人员中引起的反响不小。演员们喊出了增演增收的“第一声”。孰料，由于奖励“新政”没有上报审批，增演增收的改革举措不久便半路夭折了。

　　改革，遇到了阻力。仍然沿袭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旧制？或者，也实行象征性的“一分钱”奖励？不！杂技团打算尝试新的分配和奖励机制。经过充分酝酿，不久便出台了一份新的奖励制度：《增演增收给予演出补贴办法》。杂技团下设三个演出队，程海宝负责演出二队，另外的两个演出队是：演出一队、青年演出队。《办法》出台以后，牵一发而动全身，三个演出队的士气大振，人人都想多演出，多创收。为了多演出，三个演出队都在演出质量和节目的新、难、奇、巧上下了一番苦功。

　　上海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支持。上海文化局专门下发文件，决定在系统内推广试行杂技团的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文件直指陋规陋习的“痛点”，明确规定：凡是完成经费指标、演出场次指标（有收入的）、下厂下乡下部队演出指标等三项指标后，经费结余可以提取百分之七十作为文艺演出团体的奖金，其余百分之三十上缴，奖金的分配使用由本单位决定，主要用于购置业务设备、集体福利。它的主要精神是增演增收，国家、集体、个人三得益。

　　很快，国家文化部也以“一号文件”向各地文艺院团推广上海的创新和改革举措，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上海戏剧》、文化部《文化工作简报》以及相关媒体纷纷作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