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先生《丹麦牧场管理体系来到中国》(见本报2012.6.30，B13版)，是一篇视野开阔、持论有据、发人深思又不失仁厚宅心的好文章。笔者尤其认同作者“什么产品我们实在做不好，不妨请发达国家来教我们如何才能做好”，即使“钱是让他们赚去不少”的观点。康定先生说：“只要将这套体系不折不扣贯彻到牛奶生产的每一道环节，我们能生产出顶级高质量牛奶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我们的牛奶、奶粉以后还能出口呢。”是的，我也很期待。

　　然而，这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也引发了笔者一个疑惑：我们真的连牛奶都造不好吗？

　　不少人认为，牛奶（指作为饮品）或乳制品是舶来品，西方人要比我们内行得多。这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奶制品已经很像样了，这在《礼记》《楚辞》中都有记载。我们的先人很懂牛奶的价值。我们平时喜欢用的一个成语——“醍醐灌顶”，这“醍醐”，就是古人认为的最高级的奶品。《本草纲目》里头还提到用牛奶煮粥，可“补虚羸”。明代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人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以热炒；或用豆粉搀和，漉之成腐，以冷炒；或煎酥，或作皮，或缚饼，或酒凝，或盐腌，或醋捉，无不佳妙。”像这样考究的牛乳品，在同时代的西方恐怕是罕见的。

　　我们古代典籍中，很少有因为喝牛奶或吃乳制品而使人丧命或致残的事例（下毒或保存不当例外）。就牛奶而言，只要奶源清洁，加工卫生，食用起来就没有问题。从古代到现代，从新中国建立到前几年，我们从来没有为牛奶的“毒”而烦恼，至多是些“小人”人为搀水或流通渠道的保管变质，谈不上行业危机。

　　近年来，中国的奶业“丑闻”不断，焦点在于牛奶或奶制品中被添加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为了保证奶制品应有的蛋白质含量，现代乳品制造业制订了一系列的标准。这个标准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他们用不法手段使蛋白质等含量“疑似达标”，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才是牛奶危机的关键。

　　不管奶农和厂方各自有怎样的理由，只要他们不往牛奶里面掺杂各种各样旨在蒙混过关的有害添加物，中国奶业肯定不会发展到如今令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程度。

　　令人不可接受的是，即使奶农提供了不合格的奶源，作为已经非常现代化的牛奶制造企业，难道就没有能力检测到那些不正常的情况？

　　我有个朋友，从进厂到退休，只做了一个工作——为锅炉做水分析。据说，锅炉里烧的水，有一定要求，比如，软或硬（含多少矿物质等），不合格的话，就不让它进炉。锅炉水要求尚且如此严格，生产、加工让人滋补营养的牛奶企业，却不仅不严防死守，还参与造假，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好的管理和制度，能够提高生产力，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道理。只是，如果缺少有与之相配合的有素质的执行者，其照样可以成为一种虚拟的飘浮物。我就不信我国的那些奶业巨头，连“为锅炉做水分析”那样规章制度都没有，也不相信连这样的检验岗位也不设。显然，不是我们真的造不好牛奶，而是造出“问题牛奶”的人的“心”坏了。

　　毋庸置疑，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某些制假造假问题，可是谁能保证在这条产业链中那些钻制度空子、唯利是图、铤而走险的人，不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手法在某些照顾不到的环节上“故伎重演”？事实上，唤起奶农和奶企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比起引进某种管理体系要重要得多。

　　而且，即使奶业“没事”了，其他行业呢？欢迎“丹麦牧场管理体系来到中国”，但在对待中国食品安全上，以引进管理系统解决问题而论，我没有康定先生那么乐观，除非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其职业道德已经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