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种种“限象”已经由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传染到一些二线城市，由住、行传递到更多领域，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限”上了瘾，得了“限令依赖症”。

　　一味依赖“限”，其实是一种懒政思维。“懒政思维是指原本该由自己做的分内工作，却寄希望由别人来分担，这实际是一种隐性的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限令轮番出台，效果依然不彰，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限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限”，没有从更多的方面找办法。不是认认真真找根源，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从公共服务上转变思路找差距，而是简单地限制市民的种种需求，这实际上是懒政、庸政的表现。

　　古时有一位外科郎中，士兵中箭后他只管剪去露在外面的箭杆，至于肉里的箭头，那是内科大夫的事，与他无关。这种剪箭疗伤的逻辑，其实就是典型的懒政思维。今天许多大城市因车多、人多、雾霾多，患上了大城市病，如果仅靠各种限制来解决问题，与那位只管箭杆不管箭头的外科郎中又有何异？到时大城市病没治好，还埋下了病根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也给懒政思维敲响了警钟，那种只图自己部门省事，不顾群众是否方便的管理思路，该歇歇了。

　　曾几何时，中国百姓买衣帽、买粮油、买电视都需要凭票，这也是一种“限”。但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票证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可见，目前的各种问题，并非无从解决。

　　城市管理者应摒弃懒政思维，提高自身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既要勤政，更要善政，从改革中要路子，从发展中找钥匙，才能多为百姓做实事。新华社 （王宇 华晔迪 刘奕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