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去扬州，并没有赶在“烟花三月”的时节，而是恰逢叶落之秋。承蒙当地朋友的款待，并陪同我一路踏访，使我充分领略到了那份悠悠广陵待客之遗风。安顿之后，第一个选择要去的，却是史可法祠堂，这颇出乎当地朋友的意料。和瘦西湖比起来，这只能算是一处并不热门的景点了。

　　自古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指官员们在国家蒙受危难之际秉持忠义、坚持操守甚至不惜以命相搏的极端人格形式。若以明朝论，一生清贫、敢于抬棺怒骂嘉靖帝的海瑞；以一人之渺渺，挑战巨奸严嵩并慷慨赴死的杨继盛，堪称“文死谏”的代表；而困守孤城、面对屠刀、拒不投降、从容赴死的史可法，则必可列入“武死战”的典型。

　　他实在是一位“猛人”。崇祯五年，任朝廷户部主事，掌管钱粮无数，却廉政自守，一尘不染。崇祯十四年，提督军务、兼理海防，实现文臣的军事化转型。崇祯十六年，任南京兵部尚书，虽是升迁，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被摆在了生死考验的风口浪尖。

　　崇祯自缢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兵锋所向，攻无不克。南明小朝廷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弘光帝朱由菘却仍然醉生梦死，夜夜笙歌。一班大臣纷纷自寻退路，而史可法却自请督师扬州，指挥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扬州保卫战，实乃清军入关以来，首度遭遇的最顽强抵抗。围城期间，清军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被史可法断然拒绝。清军破城时，史可法见民众仍然奋力抵抗，为吸引敌军、减少民众之伤亡，遂大声向清军喝道：“我，史可法也”。清军大喜，把史可法押至统帅多铎面前，多铎十分恭敬地说：“前多次书至先生，先生不答，今先生已全了忠义，请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赋以重任”，史可法道：“我乃大明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多次劝降无效，遂命左右杀了史可法。史可法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无憾，请勿杀城内百姓”。多铎却下令屠城，这就是史册上充满血腥的“扬州十日”。

　　在史可法祠堂，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碑廊，陈列着各方名人歌赞亡魂的碑刻。缓步其间，或凝视，或默诵，实感悲怆文字、震慑心魂。印象最深的还数诗人贺敬之的题词，言简意赅：“史可法，人可法，书可法；史可法，今可法，永可法”。

　　另一处是其衣冠冢。墓前有一牌坊，中题;“史中正公墓”。当年史可法被杀后，尸体“被支解，未暇识姓名于棺，遂不可辨”（《史可法别传》）。史可法的嗣子史德威曾回城遍寻遗骸不得，“尸山积，腐变不可识”，故只能于次年清明节奉史可法衣冠葬于扬州天宁门外梅花岭。

　　史可法之死，是士子之魂魄、殉道之精神完满结合的悲剧化典型。

　　曾听到一种说法，大意是史可法如果不这么拼死抵抗，或许能避免十日屠城，言下之意史可法行为过火，既非识时务之俊杰，又间接酿成了空前的惨案。这真是现代人思维方式善于机变的又一佐证。但问题是，他是史可法，在那一刻，他别无选择。他能为百姓做的，已经全部体现在他最后的遗言之中了。

　　走出祠堂，坐入朋友的车里，周遭的喧哗又灌入耳膜，那个悲壮的人物与门外的一切显得那么毫不相关。有谁能数清从历史的天空目送而去的惊鸿，好像就在昨天，他们曾如此清晰地映入我们张大的瞳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