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 药谷崛起

　　创业者憧憬的是前方的风景，向往的是未来的召唤。唯其如此，创业者永远在路上。“飞机楼”可以抢时间建造，地块的“三通一平”（后来要求更高须达到“七通一平”“九通一平”）尚待时日，但作为开发公司一个重要使命的招商引资却不能就此止步。于是，吴承璘和公司时任项目部经理花明、计划部经理于体健等商量后立下招商原则是：诚信为要，一诺千金。

　　1993年9月，放眼当时的张江大地，还是庄稼起伏，农田连片。当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罗氏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威廉·凯乐来此实地考察时，眼前的景象使他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他可不是悠然地回归田园，吟唱乡村歌谣，他可要在这里办厂造房的。吴承璘望着老外疑惑的神情，掷地有声地说道：“请贵公司放心，我们一定会在六个月后，把这块‘三通一平’的土地交到你的手中，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凯乐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不久，罗氏公司总部副董事长来到了张江，这个办事认真、思考严谨的瑞士人看了现场后，严峻的脸色把同样严峻的诘问摆在了凯乐的面前：“你真以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是的，我坚持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面对上司凌厉的眼神、责问的语气，凯乐充满自信地回答。

　　年终岁末之际，凯乐再次来到了张江现场，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几乎不敢相信的景观：龙东大道已一马平川，供水管、电缆线、电话线已铺设到位。凯乐紧握住吴承璘的手说：“OK，你对你的承诺负责，我对我的项目负责！”

　　1994年元月，张江开发公司和罗氏公司正式签订了土地批租的合同，这可是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第一个大项目，犹如东风第一枝，在海内外开始荡漾起一股张江高科的浩然春风。随后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麒麟鲲鹏等生物医药项目逐一加盟，联信、松下、摩托罗拉、法里奥、阿尔法泰等机电信息化企业先后落户。

　　1994年12月9日，中瑞合资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奠基典礼在张江举行，当那漂亮现代的公司厂房模型展示在中外嘉宾面前时，人们纷纷为张江高科技园区一次华丽的亮相而热烈鼓掌。也就是在这个奠基典礼上，赵启正副市长提出了创建中国“药谷”的概念性贺词。从此，“药谷”成为张江高科的一个标志与符号。也正是以此为契机，1996年8月2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专程赶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国家科委、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举行的共建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的签约仪式，国家级“药谷”成为张江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

　　任何竞争说到底都是文化的竞争。为了使“药谷”具有完备的产、学、研的功能，形成一个互为依存、互促互进的产业生态圈，张江开发公司随后又引进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中科院药物所、复旦大学药学院及国家新药开发中心、药检局等，从而使张江成为中外罕见的生物医药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一直以来，我国的药品都以仿制为主，修改前的国家专利法相关条款也与国际有较大的距离。而张江国家级“药谷”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被称为“药谷”里的“一个智慧头脑”的惠永正，在1995年以科技部副部长身份到张江考察时，就相当睿智地提出要有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和“龙头”性企业入驻张江。2015年，我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12月7日，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获奖者演讲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身影，整个世界为之喝彩。然而，早在张江“药谷”崛起之时，惠永正就极有远见地指出：“经常有人议论中国科学家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我们对人类贡献、能够服务世界人民的，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比如目前在非洲治疗疟疾最好的药是青蒿素。中医药还在治疗非典中显示了独特的优势。”惠永正从副部长高位退下后，在张江领衔创建了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这里特别要提及，1996年“张江高科”首发新股所募资金的1.476亿元，70%投在了国家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基础配套设施项目的建设，功不可没。

　　股份改制 柳暗花明

　　创业艰难百战多，蓄势腾飞需改革。在张江开发公司初创期，除了积极加速园区公用设施建设，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高新技术基础研究课题进园区落户，并有选择地对其中部分项目进行投资外，为了进一步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综合改革，改善公司的运作机制，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以加速建成目前中国大陆定位最高的高科技开发园区，股份制的改制工作已摆在了张江人的面前。而且情况紧迫，势在必行。用吴承璘的话来讲，改制就是三大要义：一、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二、吸引社会资金，建立融资平台；三、扩大社会影响，促进招商引资。股份制改制，作为一场新的攻坚仗开始酝酿。

　　在总经理吴承璘的力推下，具体实施这一战役的领头人是公司副总经理刘正义。这位人到中年的实干家，富有理想追求与职业精神。她如今是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为采访当年这位股份制办公室主任和“张江高科”首任总经理，我先后预约了四次，后总算在2016年1月4日中午在上海迪士尼现场她的办公室见面谈了一小时。

　　如果说经历是一种见证，那么其诠释了曾经的艰辛与追求；如果说年龄是一种承载，那么其成就了可贵的磨炼与执着。刘正义出身于一个革命老干部的家庭，她1971年中学毕业之际，年仅17岁的她远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在林海雪原、天寒地冻的原始林场砍树伐木，巾帼不让须眉，担任林场筑路连的党支部书记和连长，带领着百余名知青奋战在深山雪国。正是凭借着这种艰苦拼搏、团队作战的精神，使她成了张江公司股份改制中的领军人物。

　　当我问及刘正义关于股份改制的重要意义与实际指向时，思路清晰、记忆超强的刘正义作了三点相当简要的概括：一是资产重组。即对企业内部的资产结构作重新梳理，将那些优质的、可经营性资产“剥离”原来的开发公司；二是产业培育。即是将募集来的有限资金划出一定比例投资项目，聚焦药谷和聚焦现代电子信息，培育产业新希望。三是实现转制。力求通过政企分离，明确母体与上市公司的不同职能定位，即：开发公司（母体公司）偏重于园区开发建设的前道和代行政府对园区的一些管理事务；而股份公司（母公司控股）则着力于土地深加工的后道，集中优势搞招商经营，形成园区滚动开发的成本平衡及良性循环。

　　1994年4月，刘正义代表张江开发公司去北京走访国家科委、国资委、证监会，提出改制要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段只争朝夕的时光。摸清路径的刘正义从北京风风火火地飞回上海后，就直奔张江公司的“飞机楼”通报情况、分析难点、布置任务。数天后即和于体健、林苑、张义华、王幽燕等人一起拿出了一份《关于张江开发公司以部分改制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公开发行股票的工作方案》，上报浦东新区管委会；并同时快速向市科委提交了《关于请求对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股份制工作给予支持的请示》报告。

　　浦东开发开放的大环境，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大追求，使国家科委也特事特办，仅一个星期，也就是1994年6月6日即发出了《关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股份制改造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支持函”，明确表示：“鉴于该公司的良好业绩、发展前景以及在园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赞同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争取该公司于1994年内完成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发行工作。”

　　鉴于股份制改制工作是一项时效性、专业性、事务性很强的工作，1994年7月，开发公司正式成立了股份制办公室，由刘正义兼任主任，花明、于体健任副主任，计划部、财务部、项目部、总经办有关人员仅一天就集结到位。一场全面铺开的股份制改制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摘自《科创二十年》 葛培健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