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南联大，不能不提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刺的事件。

　　当时很多教授的子女都在联大附中念书，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等。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凌达扬的小儿子凌宏炜也和他们同学。

　　“那时，联大已经解散了，回北京的飞机票也已经交到闻一多手里了。但在走之前李公朴遇刺，他去参加追悼会，所以就推迟离开了。”凌宏炜回忆说。

　　闻一多被暗杀的那天是1946年7月15日，凌宏炜的同学庄任秋当时就住在他家中。原本庄任秋要和闻家大儿子闻立鹤一起护送闻一多，后来因故没去。谁知闻一多刚出门，外面就响起了枪声。凌宏炜记得，庄任秋曾告诉他，惶恐之中，众人马上把大门关了起来，他胆子大，是第一个跑出来的，然后就看到了枪击现场。此时闻一多已经不幸罹难。

　　如今，联大附中的同学都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大家看到凌宏炜，还是会叫他当年的绰号“平·克劳斯贝”——他们那个时代著名的美国影星、笑星和歌星。在3年前的校庆活动上，他深情地给校友们唱了一曲老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歌声中大家又想起了他年轻时的样子——瘦高个、英俊、嗓音醇厚，张口就是流利的美式英语。

　　凌宏炜英语好，当然是条件得天独厚。他的父亲凌达扬当年考取庚款赴美留学，回国后除了在大学任教，还在张学良家当过私人教师，少帅还送过他一匹好马。

　　尽管父亲是英美文学的权威，但一家人的生活也很清贫，房子是租的，一个月的薪水交了房租买了米就用完了。“父亲上课的时候还提着一个菜篮子，下了课自己要去买菜，回家要自己拖地板。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也在补习班兼课，还在家教几个‘私塾弟子’。”父亲在楼上看书，母亲在楼下喊‘吃饭了’，喊三声不下来，兄妹三人会爬上桌子抢着吃，母亲就要护着，这才能给他留下一点。不过对此，父亲凌达扬也无怨无悔。有一次数学家熊庆来问父亲：“你是要去当官还是当穷教书的？”父亲想了想说：“还是当穷教书的吧。”

　　联大北归时，有几位教授留在了当地的云南大学任教，比如“狂人”刘文典。因为喜欢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凌达扬也留了下来，直到十多年后才来到上海，在刚由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更名而来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参与筹建英语系。凌宏炜则很早就从云南跑出来，先是在文化部下属的音协工作，之后支援新疆，因为历史原因经历了许多波折，直到年近50岁才调回上海工作。

　　“我哥哥是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兄长叫凌宏焜，曾在联大就读，之后在复校后的清华毕业，成为水利专家，2013年去世。

　　几年前，独居的凌宏炜把自己家的房子置换了一下。“照顾我的保姆两次救过我的命，我很信任她，自己什么都不管，就最后去签字。”几个月前，凌宏炜被检查出罹患肠癌，保姆一直瞒着他，和医生商量决定要手术前，有点忐忑地把诊断书送到他面前，凌宏炜几乎都没看，就签了手术同意书。手术后，他恢复得不错，又时不时在微信群里给联大附中的老同学们唱起了英文歌。

　　十日谈

　　西南联大的上海人

　　她曾朗读“一二·一”祭文，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徐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