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喝了二斤多
那一天,我频频举杯,向宴席上所有的人敬酒。4两的杯子,两口就见了底。我本不是嗜酒的人,当两瓶迎驾贡酒喝光,我的脚已有点飘,头脑里不断闪现着白天的场景:
锣鼓喧天鞭炮长鸣,彩虹门前站满了来自合肥、屯溪、浙江等地的贵宾及当地的领导们。欢乐的气氛弥漫了大街,“见明堂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了!这可是经安徽省文物局批准的黄山市首家民办博物馆,是我办起来的!我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
今天,我感谢所有的领导和朋友,他们都是我事业的支撑者。我不理会老婆的一再提醒,打开了第三瓶酒……
这一天是2010年2月1日。
山村初次见佛像
开馆之后,见明堂为古城休宁及黄山市增加了看点。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专家学者及游人络绎不绝。
但有一件事让我为难了。中国佛教协会和九华山佛教协会,都想出巨资收藏我的白瓷阿弥陀佛佛像。这尊白瓷佛像回归佛教界,自然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可这是我的镇馆之宝啊!何况,这尊佛像和我有很深的缘分,其不同寻常的经历,说来话长……
1992年的时候,我在皖赣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一位老先生。汪老先生是退休老师,谈吐不俗,待人接物很有礼数。他书房里有个用被单包起来的大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其时,我在收藏行当已滚爬摸打了十多年,长期练就的敏感,让我没有错过一场“大戏”。我装着去书架翻书,轻轻拉开了落满灰尘的床单一角。瞬间,我感到心跳!一尊少见的和真人一般高的白瓷阿弥陀佛佛像,在我的眼中光芒四射。
老先生看了看我,没作声。可老夫人的口气充满反感:“你这个人怎么乱翻?”我知道自己莽撞了,赶紧赔不是。没有料到,从此,一个近十年的人生插曲,就在这陈旧的徽派老房子里拉开了序幕。
老先生“临终嘱托”
回来后,我整日魂不守舍,老是惦着那尊高大的白瓷佛像。半个月后,我带了1条山茶花烟和2包奶粉,再次去看望老先生。
出于职业的“狡猾”,我只说是顺路来看望的,还拿出一块玉器特地“证明”。中午,老先生留我吃饭,蒸腊肉炒鸡蛋。那天,我只字未提佛像,只是与老先生聊家常。
一个月后,我熟门熟路地又去了老先生家,带去2瓶四特酒4盒糕点。这次讲到佛像了,我不再掩饰对佛像的兴趣。老先生淡淡地笑了,说“不是价格的事,是舍不得卖”。对心爱之物难以割舍,我深有同感,可以理解。酒酣耳热之际,老先生说起这尊佛像的来历。
那是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横扫四旧”———牌坊被推倒了,那些有年代的石块被用去修水渠。老房子里的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的图像都给铲除了。连庙里的菩萨也被砸掉!粗暴野蛮的行径,破碎了乡间的宁静。
一个偶然的机会,汪老师遇见了这尊景德镇烧制的白瓷佛像,是清代的宝物。汪老师悄悄“收留”了这尊佛像,秘不示人。那时做这样的事是要担极大风险的,但汪老师年轻,满腔热血、敢做敢为。
我对老先生肃然起敬。那以后的几年间,我只要有便,时间再紧,也要带些东西去看看老先生。但我再不提那个“买”字。
老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那次得悉老先生病危,我赶去探望。老人的大儿子对我说出一番话:老先生已有过交代,佛像如果要卖就一定卖给我。老先生还说,多年的交往,看出我是个正经人,其他人不放心!
病榻上的老先生眼已无光,不能讲话,只向我点点头。这简直就是“临终嘱托”啊!一股深深的怜悯之情掠过心头,我没有还价。
这尊佛像高达1.58米,重达100公斤,手捧莲花,宝相庄严,成为我30年收藏中的极品。
收五留二卖三件
我是1981年从部队退伍的。退伍后分配到上海闸北的一家调剂商行做助理。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个行当。没想到,命运就这样把我送进了这个博大精深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收藏天地。
开始,我只在行里拖拖地、擦擦灰、倒倒水。但也许是天生的敏感,对于瓷器、玉器、紫砂壶等物件,我很快就有了“感觉”。凭着色泽条纹器形,我渐渐能解读里面的信息,看出是真品还是赝品。明清家具的鉴别,我琢磨出一个土办法:用手在家具底部摸索,弄一点碎屑烧一下,烟气在空中飘着,我用鼻子捕捉那焦糊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是黄花梨、鸡翅木,还是黄杨木或紫檀。我成了商行的业务骨干。在上海9年的磨练,让我终身受益。要不是店面拆迁,我应该还在上海。
商行拆迁后,我去了北京,在潘家园待过2年。在琉璃厂、荣宝斋又认识了不少老师和朋友。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川流不息,让我见了世面,开了眼界。
一次去宜兴的一个朋友家吃喜酒。博古架的一个旮旯里,一个小玉件让我眼睛一亮。不得了!这东西养眼,尽管面上蒙着一层灰尘。朋友说这东西来自徽州,20多年前,他在一户人家看中一把紫砂壶,是程寿珍做的壶。玉件是对方非要搭给他的,否则壶不卖。没得法子,他只好要了。朋友说,这块玉当年算300块,现在500块你拿去吧!
玉件捏在我手里,那细润的质感很是摄人心魄。500元拿下这块玉,我到宾馆就退了房,立即打车回黄山。一到家中,端来一盆清水,洗净双手,用牙刷一点点地剔掉沟纹里的灰泥。多少年多少代的污垢清除了,玉件立刻现出它的天生丽质。我兴奋地拿在手里,用电筒照给老婆看。小小的玉件如膏如脂晶莹透亮,没有一点杂质。电筒光照到里面,好像融出一个梦中的世界,月光一样的清晰,猜测和余味有分寸地留在一定的界面里。我反复看着,就像看电视。这是两只鸟头的和田羊脂玉,明代的把玩件。现在有人出价60万元,我都没卖。
多年来,我在古玩收藏市场里栉风沐雨、走南闯北。我的经营方针是:收5件东西,留2件下来,卖3件以扩充实力,再行周转。
收藏是一个很特殊的行当,只要你有眼光,回报是非常丰厚的。比如,有一回我在宣城花12块钱买了一枚直径28厘米的毛主席铝制像章,再交3块钱介绍费,共计花了15块钱。可在上海沪太路自己的店里,这枚像章却以330美元,和一个老外成交。
黄村是有名的皖南古村落,村子有99个门,到处都是高墙厚瓦,就像迷宫一样,让人进去了出不来。我知道,这样的村庄是有根基有记忆的,肯定有好东西在里深藏着。果然,一张开价2万元的大烟床进入视野。看着精美的明式做工,清晰的木纹,卯榫结构,我买下了。回来一验证,我推翻了烟床是杂木的结论。大烟床的材质,是稀少又名贵的鸡翅木。升值几何,自不待言。
徽州就这样走来
就这样,我以收藏养收藏,实力逐渐增强。有了实力,我更加有意识地收藏徽州的物什,不光是喜欢,作为安徽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樊建川是我的偶像。他放弃官位搞收藏,在四川建起了抗战博物馆,以警示国人不忘国耻。这事做得好!但这种境界视野,也需要站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记得刚入收藏行当,我出手一件有着老虎腿带穿衣镜的红木家具。3.8万块钱,装满一个黑皮的塑料包,就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和老婆一前一后地从屯溪往休宁赶,走一阵子,停一会儿。明明晓得不会掉的,但就是要停下来看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老人要生活费,两个孩子要上学,生活追着要钱啊!终于,手头宽裕了,生活有了保障,我也可以向樊老兄学习了。
那次得悉有一对黄杨木的花插,在日本人手里,打算出卖。几经周折,我在广州和日本人较量起来。对方是个老手,言语、神态,都没出规矩。应该说我技高一筹,我侃侃而谈,讲出了花插的背景和身世: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徽州的东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人掠夺去的。面对着有深厚徽州情结的对手,他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心想事成,一对黄杨木花插成交了。
还有一次,得悉某村有一张老虎皮想出手。我赶了去,看到老虎皮被布包着,老房子的明堂及地面的湿气,在石板上留着深暗的影子。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张有年头的虎皮就会损坏。这是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我也说不准,而两者的价值大不一样。一番讨价还价,还是不能成交。但无论如何,这张珍贵的虎皮必须迅速从这个环境里转移。
北京的叶国立老先生说过:收藏要钱,又不能将钱看得太重。确实,收藏这个行当有谋利的一面,但也有非常干净的一面,那就是对祖国文物的尊重。我接受了对方的价码。后来经复旦大学一个老教授鉴定,这是一张有100多年历史的华南虎皮。此虎身长2米多,耳长约7厘米,头圆耳短,四肢粗大,尾长,虎龄19岁。
现在,这张虎皮在见明堂的二楼,整整占据了一方的墙面。拉开遮盖的厚厚绒布,只见真空的玻璃柜里,铺展着这张大虎皮。金黄的色彩里,条条细密的黑纹间隔其中。华南虎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地区,徽州是它的活动范围。这张沐浴过徽州风雨的虎皮,包含着多少的徽州故事呢……
30来年,我炼就了特殊的感官。隔着衣袋,听着银器碰击的声音,能辨出真假,判出优劣。扫一眼掂一掂,我能说出象牙过桥书法印章的分量和年代。诸如紫檀蟋蟀罐、均蓝笔洗、五彩寿桃高足盘、红木架子床、竹根雕狮子等等,哪一个没故事?或波澜起伏或惊心动魄或充满传奇。我能告诉你,一堆木块一块玉石,怎么走过了漫漫的岁月。一个村庄,几个朝代,凝聚在一面铜镜之中,又如何映照出已然灰飞烟灭的历史大事件。所有的古玩器件,都携带着远逝的时光的信息和碎片。
我从最初对藏品的喜爱,到如今建立对祖国文物的“担当意识”,这期间经历了30年的风雨洗礼。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收藏领域走上这个台阶。假如你称得上是一个收藏家,那你首先一定是一个爱国者,就像我钦佩的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和许多为祖国文物不惜身家的收藏家们。追慕先贤,我等后辈当努力!
如今,国家允许并支持私人办博物馆,这是我们国力上升的表现,是国家对民间实力的高度认可。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萌发了办馆的想法,樊建川的事迹更是激发了我的意念和追求。今天,见明堂已成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并正在待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的想法得到了初步实现。作为职业艺术品鉴定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见明堂民俗博物馆馆长,我深感责任重大。徽州是个特别的地方,时光到了这里,好像特别浓稠。见明堂3000多件收藏珍品,将徽州历史的时光汇聚了起来,为徽文化的研究发挥着作用,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徽州是这样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