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共青团正式成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共青团的历史发端于上海，团的“一大”起先曾安排在申城举行;建团初期，一些革命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俞秀松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随即积极开展工作。

　　那时，上海已经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来到这里，希望吸收新知识、接触新思想。李达的《一九二○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到上海找‘新青年社’”。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筹建团组织。俞秀松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义不容辞。8月22日，俞秀松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机关设于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是一幢石库门房屋。

　　为了掩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便于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办起了外国语学社。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俞秀松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团员三十余名；后来，团员逐渐增加到约二百人。在团内，俞秀松每周安排一次政治报告会，他常自己登上讲台，同时请陈独秀、李达等作演讲，所以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说：“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不断激励团员的政治热情，不少人深入工厂调查，踊跃参与筹建机器工会、开办工人半日学校、纪念“五一”宣传；他们也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界》撰稿，发表了《我们的劳动力哪里去了？》《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

　　在党组织领导下，俞秀松废寝忘食地处理多种事务，使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起色。它虽具有地方性，但实际起到全国青年团发起组的作用，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很快都出现团组织。

　　1921年3月，全国已经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团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仍设于渔阳里6号。此时，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共国际）东方书记部致函上海青年团，邀请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俞秀松在家书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代表”；他出席大会时，在报告中对我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等论述甚详，并指出：“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翌年春，他回国赴杭州建团。

　　施存统“团一大”当选团中央书记

　　1921年5月，由于俞秀松和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习等原因，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此非常重视，张太雷在恢复团组织时，主持制订了临时章程，其中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1922年初，施存统从海外回国，在沪负责团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团组织日常工作，旋又主办《先驱》（这份半月刊原由北京团组织出版，因遭查禁移至上海）。此时，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搬到大沽路356—357号（门牌后来改为400—402号，现已拆除），系两幢石库门房屋。上海地方团组织机关也设于大沽路357号，施存统常在这里布置团的工作；团员大会也在此举行，多时近百人，连天井都被站满。

　　随着各地团组织的纷纷建立，全国的团员迅速增至数千人。在此情况下，团的临时中央局认为有了新的发展契机，所以积极筹备，并通知各地团组织：将于4月在上海召开“团一大”。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提出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中共中央和团的临时中央局鉴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兴盛的地区，遂采纳这个意见。

　　团的“一大”召开时，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在通讯中谈到：“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5月15日，已经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先驱》出版专号（第八期），集中登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等文件。

　　《先驱》在上海印行期间，由施存统担任主编，蔡和森、高尚德等参与编辑，编辑部曾设于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该刊系四开四版报纸型，逢需增刊则加半张至两张；主要栏目有“评论”“政治短评”“研究”“言论”“译述”“通讯”“随感录”等。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理论”，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批判，还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青年运动情况，登载团中央文件和各地团组织活动消息。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常为《先驱》撰文。施存统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

　　6月9日，上海租界当局查封团组织机关。尽管如此，团组织仍在险恶环境中继续发展。

　　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

　　1923年8月，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为更好地“以共产主义原则”去“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团中央决定筹办新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先驱》出至第二十五期停刊。10月20日，《中国青年》在上海问世，系三十二开本，每周出版一期。首任主编为团中央分管编辑工作的委员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李求实等相继担任主编或指导编辑工作。该刊初期以辣斐德路186号（今复兴中路196号）为通讯处，至1924年春租用淡水路朱衣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屋（今位于延中绿地）作编辑部。

　　《中国青年》的发刊词阐明，其宗旨是要成为青年“忠实的友谊的刊物”。在第四期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中指出：“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该刊主要栏目有“通论”“时事述评”“青年团体消息”“青年问题”“民间的调查”“革命运动史”“青年与文艺”“新刊批评”等。该刊根据青年的特点，从青年的生活、思想实际出发，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平易流畅的文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有力抨击错误思潮，深入评析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青年运动的方向》等也曾在此登载。

　　恽代英在负责《中国青年》期间，没有让这份刊物的读者面局限于先进青年，而是着重于广泛联系群众，他在第七十期发表的《我们请读者诸君帮助》中提出：“我们要把《中国青年》变成全国青年界的机关报纸，所以我们欢迎各地青年团体借《中国青年》做他的通信机关；一切与青年有关系的进步的团体亦可以在《中国青年》中间报告他的消息，以及表示他们对于青年的希望。”由于旗帜鲜明、贴近青年、内容精彩，受到普遍的欢迎，该刊发行量逐渐达三万册。

　　任弼时给青年工人讲课

　　1924年初秋，任弼时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执教，并参与编辑《中国青年》。此时，任弼时住入孟纳拉路（今延安东路）富康里482号，系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二楼亭子间为他的居室，里面仅放单人床、书桌、书架和煤油炉；稍宽敞的前楼，后来成为团中央机关。任弼时在这里常熬夜备课，并写下《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等文章。1925年1月，团的“三大”在上海召开，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团中央委员，兼任组织部主任，接着又任总书记。他为了密切同青年工人联系，定期去曹家渡纯善里的平民学校讲《共产主义ABC》；另外，还前往沪西工友俱乐部作调查，并提出：“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白班的工人晚上活动，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

　　五卅运动风起云涌时，任弼时多次在富康里482号团中央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各界青年踊跃投入斗争。6月2日，他在签署的团中央通告里发出“此次反帝运动应尽量扩大到全国”的号召。不久随团中央机关搬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大德坊。至1926年春，他的未婚妻陈琮英由湘来沪，两人在简陋的亭子间里结婚。陈琮英常把丈夫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或带出去秘密排印。

　　陆定一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26年秋，陆定一被调到上海团中央机关，负责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并协助宣传部做文书工作；接着又参与编辑《中国青年》，由于他的英文学得较好，所以除了自己撰稿，还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等外文报纸译写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郑超麟回忆录》提及，他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时，“C·Y·（即‘共青团’英文简称）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新闻，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定标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汉。陆定一奉命随行，不久担任共青团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翌年春，他回到申城，此时《中国青年》已经更名《无产青年》。隔了近半年，他根据有些同志的建议，也鉴于环境险恶，把它改为《列宁青年》，继续在沪秘密印行，其“发刊辞”申明“本刊继续《中国青年》而出版”。他曾兼任《列宁青年》主编，并署名“定一”在第一至五期发表了《广州暴动后的阶级形势》《资本主义的末日》《拼命卖国的国民党外交》《唐鉴同志的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8年冬，按照党组织的决定，陆定一赴莫斯科开展工作。1930年6月，他重返申城，仍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他寓居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幢石库门房屋前楼，平日出去办事很谨慎，如有次到沪东开完会发现有可疑男子盯梢，就先乘上黄包车，再找机会跳上刚要关门的电车，随后脱掉长衫悄然走出车厢，机智地甩掉了“尾巴”。

　　1933年1月，团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陆定一也同时离开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