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3: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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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5日 星期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戈公振和《中国报学史》的故事
张伟
▲民国初年的时报馆
▲1927年戈公振访问英国时的居留证
▲1927年11月中国报学史初版本
▲1990年12月戈宝权访问藏书楼
▲1928年戈公振参观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社
1914年初进时报时的戈公振
▲戈公振收藏的近代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张伟

  上世纪50年代,一代名报人戈公振的藏书由其侄子、翻译家戈宝权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入藏徐家汇藏书楼。这批藏书内容非常丰富,经整理编目共有1500余册之多,其中有一册名为《中国报学史》的稿本,十分引人瞩目。经笔者查阅,此册稿本其实并非这本名著的原稿,而是该书写作期间的一本散页笔记,内容很庞杂,共一百多页,有文章初稿、阅读笔记,也有报刊剪报、信函底稿,其中对各种在华外文报纸的资料整理比较突出。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各种外国势力争相涌进中国,作为他们代言阵地的各种外文报刊也纷纷创刊。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末,仅在上海一地问世的外文报纸就有近百种之多,如英文的《上海每日时报》、法文的《上海新闻》、德文的《德文新报》、葡文的《前进报》、日文的《上海时报》等。它们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报学史》的叙述内容,也成了戈公振的研究对象。这些报纸用英、法、俄、日、意、葡等国文字发行,很多甚至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研究起来很不方便。戈公振用了很大精力搜集这些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他把外文报名和中文译名一一对应,有疑问的则请教他人,力求准确。他甚至用文言文、白话直译和白话意译三种方法翻译同一段外文,试验哪种译法更好。他还到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容斋笔记》《海国图志》等古籍,从中搜寻有用的资料。《中国报学史》出版后以资料丰富详实而驰名中外,这绝非偶然,本文即对戈公振写作该书前后的事迹及其藏书入藏上图之经过作一铺叙,以留作史料。 

  内容翔实影响至大 

  戈公振,生于1890年11月27日。1913年,他怀着一颗要有所作为的雄心,来到上海,在名报人狄楚青手下工作。经过辛勤的努力,成长为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所著《新闻学撮要》《新闻学》等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著;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此前,我国一直停留在对地方报刊史研究的阶段,此书一出,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中国报学史》自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不衰,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文出版,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以后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及林语堂用英文所写《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等书,都是据《中国报学史》为蓝本写成的。 

  《中国报学史》最受人推崇的特点之一是材料的丰富翔实,这些材料的得来无一不凝聚着戈公振多年的精力和心血。他1912年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像蜜蜂采蜜一样,辛勤积累。十余年来,他广泛搜集各种新闻史料,他那书房兼卧室里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堆满了有关的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 

  1925年春,戈公振应邀为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的学生教授《中国报学史》,这使他有机会将多年积累的资料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并正式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报学史》。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又一次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觅得第一手文献资料,还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的广告,并不辞辛劳,频频出入沪上各家图书馆。其中,徐家汇藏书楼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这所属于天主教耶稣会修道院的藏书楼创办于1847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一家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中外文书刊。藏书楼平时很少对中国人开放,尤其是教外人士。当时主持藏书楼日常事务的是徐宗泽修士,他是徐光启的后裔,本人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他和戈公振以学会友,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戈公振也因此得以自由出入藏书楼,充分利用藏书楼丰富的馆藏,尤其是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所办的早期报刊。这使他得益匪浅,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报学史》的内容,日后他曾多次对侄儿戈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著书提供的帮助。 

  开创新闻画报先河 

  20世纪初,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新闻时事照片的需求也愈来愈广泛,1902年出版的《大陆》杂志、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都开始较多地采用刊登新闻照片;随着制版技术的进步,时事照片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了更普遍的应用。但当时尚无专业人士去采访拍摄新闻,时事照片的提供明显有着临时、随意的特点。晚清民初的报馆,尤其是中文报馆,一般都不设专职的摄影记者,所需新闻照片,多半委托照相馆的摄影师代拍。对此,林泽苍等人在《增广摄影良友》一书中有专门论述:“华文各报之新闻照片,均仰给于各照相馆,往往不另付梓。盖各报馆于登出时,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馆摄。在照相馆方面,则为广告作用,而报馆则得免费之资料,是因互相利用耳。”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证:1920年6月9日,戈公振创办《图画时报》,虽云“图画”,却以摄影报道为主,实开中国新闻摄影画报之先河。戈公振开篇即明言:“世界愈进步,事愈繁剧,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图画以明之。夫象物有鼎,豳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已久。今民风蔽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像穷形,俾举世有所观感。”宗旨虽定,执行起来却并不易。因来稿中新闻照片太少,且清晰堪用的不多,以致戈公振屡屡刊出“新闻照片优先”“照片以清晰为第一要义”等“启事”,并开出了每幅照片从5角到4元的高稿酬,且强调“风景照片虽佳不录”。经一番努力,1921年3月,戈公振终于为《时报》在照片提供方面找到一家长期的合作伙伴:宝记照相馆;双方并请人作见证,郑重地签定了一份合同书。这是目前仅见的一份报社和照相馆之间签定的合同,其中涉及很多具体事宜,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详尽的解释,在新闻史和摄影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谨在此披露其中的一些重要条款: 

  ●时报馆委托宝记照相馆为时报摄影部代表,专摄取关于地方上随时发生有价值之新闻事情。 

  ●时报每次委托宝记所照之件,如是当日贰点前摄毕返馆者,至迟不过五点完竣,交付时报制版。

  ●时报所委托摄之件每次刊出报面,应于图版旁边明显之处排印“宝记摄”字样,以为酬劳。宝记特订一特别优待办法,只取药料成本,不记手工。其办法如下:四寸每张四角,六寸六角,十二寸贰元。如用电光,每次另加贰元。 

  ●宝记交付之照片,时报须于四十八小时内刊出报面,四十八小时以内,宝记不得将该像片出售,以保存时报权利;倘已刊出或四十八小时之后,宝记得任便将该像片分售他人。 

  ●宝记交付时报之像片,未经刊出报面或刊出报面而漏排“宝记摄”字样,则照普通照相计算,其办法如下:四寸每张贰元,六寸叁元,十二寸捌元。电光另加贰元。 

  ●时报应给付之款,每逢月底清算,不得拖欠。每次摄影三里以内近道,车费免计;三里以外之远道,车费由时报供给。 

  ●地方上随时发生有价值之新闻事情,时报如需摄影制版,当然委托宝记代摄。倘遇宝记摄影员等先有他约,不能应命时,时报得任便委托他家代办。 

  ●此合同履行期内,宝记不得再为其他报馆摄影代表,时报馆不得再托其他照相馆为摄影代表。 

  ●此合同为无限期性质,如有一方面不愿履行时,须预先早一月通告取消,但未得通告取消前,仍然发生效力。 

  合同签定后,宝记照相馆拍摄的新闻照片便频频出现在《图画时报》版面上,笔者统计了一下,署名“宝记摄”的照片仅在1到200期内就在百张以上,远远超过“英明”、“心心”、“中华”等其他照相馆,名副其实地成为《图画时报》新闻照片的第一供应大户,《时报》和“宝记”获得了双赢。 

  戈氏藏书下落何在 

  1935年10月22日,一代报人戈公振因劳累过度,染病不治,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逝世,年仅45岁。当时各大报纸都作了报道,新闻界同声惋悼。戈公振辞世后,他丰富而有特色的藏书一直为人们关注,当时有一家进步报纸曾建议:“戈氏三年中在外所搜寻之新闻事业书籍,闻有一千余种多,将来或拟赠图书馆。愚意此图书馆当与寻常有别,地址宜在戈氏服务最久之上海。宜勿附属于任何图书馆,而特创一全国新闻事业专设之图书馆,以纪念戈氏。”(《时代日报》1935年10月24日社论《闻戈公振逝世敬告全国报业》)这个建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因时局转紧,很快又爆发了抗战,此事遂被耽搁了下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侵入上海租界。戈氏亲属考虑到这些书存放在家里不安全,就把它们装入好几个藤箱和麻袋,藏于戈公振的儿子戈宝树就读过的徐汇公学仓库里,就这样,这批书一直在那里存放到建国初。 

  1955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宝权在《前言》中谈到戈公振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关系,戈公振的藏书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有关方面分别写信给戈宝权,征求他的意见。戈宝权接信后和姑母戈绍怡作了郑重研究,认为这些藏书对新闻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宜由戈家收藏。考虑到戈公振在写作《中国报学史》时和徐家汇藏书楼结成的密切关系,决定将这批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接受捐赠后对戈公振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并编制了《戈公振先生藏书目录》。根据这份目录,可以知道,在总共1500余册资料中,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申报》创刊号,1881年出版的《新报》,1882年出版的《沪报》《时报》等等;还有戈公振两次赴国外考察保留下来的众多资料,留存至今,有不少已成为罕有的历史见证;这批资料中还有不少戈公振的手稿及与文化界名人的来往信件,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后记 

  上海图书馆非常重视戈公振的这批藏书,辟了专室收藏,定期有人打扫,对专家学者则约期阅览开放。几十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献在上图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新闻史》等学术专著,有不少章节就是借鉴了戈氏藏书才写成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有关“藏书”的条目中写道:“私人藏书是世界上许多大图书馆的基础。”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如果调查一下我们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基础,也同样可以开出一大批私人藏书家的名单,并且几乎每一个人的收藏捐赠过程都可以写出一篇令人感动的故事。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上,戈公振的名字一定会赫然列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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