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已十分普及的今天，我却始终对“喇叭头”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上海郊区开始推广有线广播，其后，广播喇叭越来越多地走进农家。简陋是它的最大特色。一个木匣子里装上一只纸盆喇叭，甚至就那么一只光秃秃的喇叭头，拖着一根连接线随随便便地挂在墙上梁上就是。

　　然而，乡亲们却十分喜欢它，“喇叭头”的称谓中带着颇浓的亲昵成分。

　　那时，农家很少有时钟手表，喇叭头便代替了它们的功能。一清早，喇叭头就准时响开了。前奏曲好像是《东方红》，随后是用方言说的开场白和节目预告。我的老家在宝山，所以这开场白就是：“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乡亲们一天中忙碌的晨曲也就随之拉开，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起了袅袅炊烟。

　　喇叭头虽然简陋，播送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上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下到公社广播站自采自编的当地新闻，更有越剧、沪剧、锡剧等地方戏曲。那时的喇叭头还装到了田头，乡亲们可以边劳动边收听这些节目。所谓日久生情，如果哪一天喇叭头突然停播了，大家就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那时候，乡亲们最喜欢的无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沪语节目“阿富根谈家常”。两位播音员自报家门，相互搭档，对农村发生的新人新事、热点问题进行报道、解释，听来格外轻松自然，亲切受用。

　　至于我，与喇叭头更有一层特别的渊源。

　　1982年，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因为教的是语文，又喜欢写作，所以不久便被乡广播站拉进通讯员行列，很快又与宝山广播电台挂上了钩。那段时间，我有不少稿件在广播喇叭里播出。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但因为有了喇叭头，她便常常收听到我写的稿件。在我，自然不会过分在意，但母亲并不如此。每每喇叭头里播出她儿子的姓名，她就会在我下班后瞅个空，对我说：“我今天又听到你写的东西了！”说这话时，她老人家的双眸里，总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高兴神情。

　　后来，我离开了教师队伍，但我还是经常给电台，特别是给宝山广播电台写稿。不知不觉中，这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喇叭头，仿佛变成了一座没有围栏的“土戏坛”，一任我在上面“唱念做打”，在那份源自于田陌农舍的乡土气息滋养下，逐渐成熟起来。

　　记得当年《解放日报市郊版》曾发起一次微型小说征文，我的一篇获奖作品《插秧时节》，最初就是在喇叭头里播出的。主人公的原型，是与我一个教研组的老师——农村实行“承包制”了，这位乡村教师既牵挂着学生，又疼爱着自己的妻子，于是有一天，趁清早时分妻子还未醒来时，悄悄起身去田头插秧……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幕情景，连同喇叭头的身影，依然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