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

　　陈其通很爱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比如他怎么参加革命，和妻子怎么相识相恋，说到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拉着马缰绳不让他走，连说带比画，非常生动。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有趣，可是没想到排练《西厢记》“长亭分别”一场时，他要求我们也来个“如法炮制”，让莺莺上前拉住张生的马鞭，张生欲走，莺莺不放，两人牵着马鞭走几个圆场。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可是陈其通坚持要这么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记得我们刚到总政时看歌剧团排练，今天谁要是没唱好，导演就会指着他说：“你，下来！某某某上！”被点名的那个人没有第二句话，马上下来换别人上，哪怕你是主角，说换就得换。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很不习惯这样的做法，觉得艺术要讲民主，不能跟下行政命令似的简单粗暴。在排《梁祝》“英台哭灵”时，我们便和陈其通发生过争执，他要求我按照川剧的路子演，站到凳子上扑向山伯的灵位号啕痛哭，边说边亲自上阵示范，要我照着做。我认为这个风格不符合越剧的传统，玉兰也帮着我说，但陈其通一定要照着他说的演，迫于“军规”，我们最后是“服从”了，心里却疙疙瘩瘩的。

　　这次排《西厢记》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和玉兰心里都憋了股气，牵着马鞭的几个圆场，总也走不好，不是她觉得这里不顺，就是我觉得那样别扭。僵持了很久，陈其通不耐烦了，剧本往桌子上一扔，大声地说：“你们搞什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见他这样，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往地上一扔：“不排就不排！”说完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和玉兰越想越觉得委屈，忍不住掉下泪来。那些小演员见我们哭，她们也跟着哭开了，边哭边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参军，够要求进步了，居然这么对待我们，还不如回上海算了。

　　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好，起床时大家的眼睛都还红红的，人也没有精神。碰巧那天招待首长演出《梁祝》，我们在后台化妆，陈其通进来见大家都拉长了脸不理他，自觉没趣，悻悻地拿起一支眉笔在四九的头套上画了几笔。后来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进来，觉出气氛不对，把陈其通拉出去问话，知道原委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陈其通来敲我们宿舍的门，见我们还是怏怏的，说：“你们还在生气呐？为了这个事情，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痛病又犯了，一晚上没睡着。今天上午川剧团演《柳荫记》（即《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你们也看看川剧的好，看完戏我请你们吃饭。”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倒心软了，嘴上却不言语，默默地穿上外套，跟他一起看戏去了。看完川剧《柳荫记》，我们觉得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川剧的风格与越剧相去甚远，生搬硬套不行，一定要化为己用。一路上跟陈其通交流了观感，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开始了参军后第一次南下演出，先到松江慰问换防的志愿军战士，接着去舟山慰问解放军，最后一站在上海演出。原计划过完年再回北京，这意味着我们能和分别大半年的家人过上一个团圆年，内心的兴奋和期盼可想而知。不料就在小年夜那天，总政突然来电，召我们速回北京，另有重要演出任务。我们连夜乘坐部队的小军舰，裹着军大衣胡乱睡了一晚，大年三十当晚赶回北京，才知道新任务是去旅顺大连慰问苏军。当时苏联红军即将回国，总政文化部组织了包括越剧队在内的几个文艺团体前往慰问欢送，由周总理和萧华主任亲自带队。

　　我们赶紧连夜着手准备，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化妆组一大早便去采办演出用的花粉头饰，等一切齐备后已是深夜，错过了夜班车，只得露宿街头，第二天回到团里也毫无怨言。

　　正月初五，我们和周总理等领导同乘专列出发。周总理一见面就笑着说：“哦，‘上海小姐’们来了。”一路上，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为第一次来到关外的我们介绍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如沐春风的亲和力，在此后十几年的多次接触中，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