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

　　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正说着话，道临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一迭声地说着抱歉，他原本担心我不自在，见我和他母亲聊得挺投机，十分高兴。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文化局领导找我谈话，严肃地问我：“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了。”“你是党员，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我看你们感情蛮深了，你话里话外都在维护他……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越剧院里也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他们俩要是结婚，那就只能做一对艺术夫妻，做不了革命夫妻。”在那个年代，即使结婚成家，首要任务还是“革命”，业务再好艺术再精，走“白专”道路也是要受到批判的。

　　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结论。

　　那一年，我在演出《则天皇帝》时，可能是因为过于疲劳，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声音变得喑哑，几乎完全不能演唱高音。去华东医院检查后发现，声带两侧都长了小结，严重闭合不拢。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显然不适合我。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好好考虑，回去商量了再做决定，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医生有些诧异地看看我，可能觉得这是攸关艺术生命的大事，我的态度未免过于草率。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声带小结已经严重影响了演出，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住院时，严凤英正好与我合住一间病房。她在等待检查结果，情绪低落，我也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恋爱“小舟”在政治风浪中几乎“倾覆”，演艺生命也可能随时画上休止符，对于前途心中一片茫然。两人同病相怜，我努力劝解她，其实也是在开导自己。我提议教她唱越剧，她开心地拍手称好，作为回报，她别出心裁地想出教我打猴拳，我也欣然同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钻研起戏文来，不知不觉消磨了病中的时光。

　　手术前，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让医生在给我开刀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医生再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表示，一定要做。幸运的是，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回到上海后他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可能是我犹豫不决的态度令人失望，多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语气也越来越重，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退党。我一下子懵了，对于政治，我一直十分幼稚，但在那个年代，“退党”意味着什么，还是明白的。那个后果，无论我还是他，都承受不起。“政治”这个词，开会、学习、听报告，天天跟它打交道，却又觉得离它很远，“鸣放”发言后，自己差点被定为右派，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惶恐，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它似乎化成一道鸿沟横亘在面前，令你绕不开，跨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