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商品交易所，陈云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他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就接触过商品交易所。在领导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陈云多次回忆了上海的交易所。他说：“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可以看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商品交易所就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汇报结束后，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这扇大门，陈云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小组要开会讨论，我也来参加，然后再给中央写报告。参加讨论会后，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建议中央批准进口工作利用交易所。《报告》简述了五丰行为完成国家购糖任务，利用国际市场交易所的情况，然后指出：

　　(一)目前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二)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三)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两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四)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五)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陈云的这些论述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大大减轻了华润的外部压力，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汇报结束后，华润公司一行人回到了香港，在小范围传达了陈云的指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之后，华润开始大胆地利用交易所为国家采购大宗商品，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五丰行总经理朱晋昌回忆说：“考虑到对国家有利，又没有装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干。”（《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8页）由此，五丰行开始做起了用期货保护现货的生意。1973年以后，华润开始利用纽约交易所购买粮食、棉花、橡胶、化肥等大宗商品，并派人长驻纽约。

　　1973年，中国棉花欠收，在谈论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时，陈云建议：“订购棉花要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当年，进口棉花850万担。1973年，通过购买黄金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很快赚回了30亿美元，比1972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了近4亿美元。可以说，这在“文革”时期已经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交易所赚的外汇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尽管陈云多次强调：要利用商品交易所。华润也在大胆地利用并赚取外汇。但是，争议依然存在。比如：购买期货是不是投机？赚的外汇能不能要？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为关键的争议还是关于利用交易所赚得的外汇是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些理论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妨碍外贸工作者大胆而有效地利用商品交易所。

　　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议面前，华润公司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坚持利用期货保护现货这种做法。曹万通回忆说：“当时能坚持下来，关键是陈云下的这个结论，如果没有这个结论，后面就不敢做了。我们利用期货市场一直坚持以‘保护进口’为前提，决不买空卖空。”

　　在关键时刻，陈云作出了深刻的理论判断，给华润利用期货市场的行为“壮胆、撑腰”。1974年7月4日，对利用交易所赚得的外汇是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陈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我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我们仅得到一个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进口四十万吨糖，如果从市场上买，价格一定会从每吨八十英镑涨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每吨八十英镑商人已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

　　如果涨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商人得到的是超过应有利润的超额利润。我们采取通过交易所的办法，大体上每吨八十英镑稍多一点。我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页)陈云的这个深刻认识，为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禁锢，鼓励外贸工作者大胆而有效地利用商品交易所，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囿于当时环境，1973年到1976年间，华润利用交易所采购大宗商品一直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贸易形式才得以公开化。华润公司副总经理俞敦华回忆道：“1977年下半年，粉碎‘四人帮’后，华润成立了‘合贸’公司，专门经营期货，直接由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领导。当时华润的期货和地产生意均以合贸公司的名义对外，自负盈亏……我们的方针是：以期货保护现货，半虚半实，虚实结合。”

　　1973年，在国内极“左”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能迈出这可贵的一步，实属艰辛；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坚决支持这一举措，也实属不易，更是一种超前的政治智慧。

　　由此为起点，经过近40年的时间，中国逐步建立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等有影响力的交易所。现在，中国的商品交易所得到了健康发展，商品期货交易量跃居全球第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成就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等人的初步探索不无关系。

　　(本文图片由陈云纪念馆提供)

　　摘自《档案春秋》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