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的句子，说的是蜀中才子苏轼的父亲，虽然没有倾向性观点，但责其“读书太晚”的贬义显然。不过，其另一层含义却是：即使这个年龄开始努力，犹未为晚——苏洵的成就是最好的佐证。

　　然而，跟苏洵相比，我在知天命之年转而参与编修《上海世博会志》，则晚之又晚矣。这个年龄改行，用我家乡的民间谚语说，就是老来学剦猪，压力不言而喻。

　　改行后，我的岗位是“检讨”（检讨外，有编修、修撰），这是唐代以降设置的史官官阶，宋代、清代延续，明、清翰林院编修以一甲二三名进士及庶吉士留馆者担任，其阶约为从七品，是名副其实的芝麻官，其职能通常为辅佐主官，负责类似文书校注与法规编修一类的工作，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先贤如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秦观等，都做过史官或从事过编修工作。

　　按照“检讨”这一岗位的要求，应该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而且，志书是史书的一种（所谓“国史家谱地方志”），要求“字字有出处，事事有根据”，详实和客观是其生命。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百年梦圆，是举国期盼的大事，如何详实、客观、全面加以记述，以实现其“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是编纂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

　　以往，史书的资治作用不可小觑。

　　《宋史》记载：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园弹雀，这时候，一位大臣前来奏事，相催甚急，破坏了他的兴致。宋太祖十分气愤，一怒之下，用玉斧柄打落这位大臣的两颗牙齿。大臣默默无言，拾起牙齿放入怀中。赵匡胤见了，怒喝道：“你收起牙齿干嘛，难不成想告我？”这个时候，史官是这么措辞的：“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满面怒容的赵匡胤闻听此言，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立即变得温和起来（“上悦,赐金帛”）。

　　与其说赵太祖之“赐金帛”是赏赐，毋宁说是物质的道歉兼和含蓄的拉拢，含有显而易见的自我检讨成分（因为事儿太小，尚不足以颁发罪己诏）。可见，古人常说的（在史书上）“一字之褒，荣于冕绂（fu,音服，意为晋升官爵）；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并非虚言。堂堂九五至尊对史官记载尚且一惧于此，遑论一般官员呢。

　　因此，忠实记录历史便显得极其重要。我曾经参与世博会申办外围工作，自2004年参与世博会筹办和举办，直至落下帷幕。2011年10月开始，参与《世博会志》编纂，四个阶段都置身其中，这种“全活儿”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全市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更加感到责无旁贷、压力重大。

　　5月初，《世博会志》初稿拟就，向市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了下来。尽管深知嗣后的工作并不轻松，但“秧好半年稻”，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信心十足。

　　用作名词，“检讨”是史官官衔；用作动词，“检讨”有检视、检验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是精品佳志的需要，也是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