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拍照，我已有四十余年“摄龄”了。

　　当初“文革”开始，全国停课闹革命。我出身不好，是被“不准革命”的。也罢，我就蛰伏于家，做个“逍遥派”苦中作乐！

　　那时我有位好友，经常向他的亲戚借用德国的高级相机徕卡或蔡司，我们一起学拍照。当时一卷135黑白胶卷国产的八九毛，柯达二三元，这可要花费我一两个月的零用钱啊，但是爱好是压倒一切的。

　　那么拍什么呢？我们兄弟朋友几个摆出各种姿势，有拉小提琴的、在画架前作画的、练书法的、看书的、也有故作独唱状的……真有点“艺术沙龙”的意味，也可谓穷形尽相，尽是臭美。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地下”进行的。我们也不敢上公园拍风景照。在那年代，玩艺术就是搞“封资修”，是要被批判的。

　　玩着玩着，我们几个“好摄之徒”就想到了“升级”。我弟弟心灵手巧，把家里的旧柯达相机的镜头和“皮老虎”都拆下来，自制了一台放大机。我们去照相器材店买了各种药水，自己冲洗底片，放大照片。这些都要在天黑之后，把厚厚的毯子遮上玻璃窗，开亮红灯———在简陋的“暗房”里操作。

　　一些亲友知道我们有这项“独门绝技”，拍了照后都会让我们冲洗放大。为此我们经常要“开夜车”完成任务，然后在子夜时分去八仙桥的小店里花一两毛钱吃宵夜。如此，既有精神上的收获，又有味蕾上的享受，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至于这些活儿，我们都是尽义务的，那时代没有什么“劳务费”、“人情债”之类的概念，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就是我年轻时代的一场摄影“初恋”，恋得纯粹清澈，爱得其乐无穷。

　　动乱结束，我考进大学，做了教师，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也偶尔玩玩国产的海鸥牌相机等。直到退休后，我才买了个“一机走天下”的佳能单反机，开始了我摄影的“黄昏恋”。

　　我背着相机，十多次走进世博园，N次地参观上海的各博物馆和名人故居。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我用它得心应手地定格了无数个精彩的瞬间，拍了上百个G的照片。为了提高技能，我还去老年大学学习PS，进行后期制作，并把我的PPS摄影集通过伊妹儿发给亲友与学生，与大家分享。

　　曾经有位摄影协会的老友劝我再买几个性能不同的镜头和三脚架等器材。左思右想，我决定还是就此打住吧，玩也要讲个适度，毕竟已是花甲老人了，别自寻烦恼喽。

　　也有亲友劝我好作品不要“深藏闺阁无人识”，要到社会上去“秀一把”，去参赛。几年来，我也在几家报纸杂志上刊发了一些摄影习作。发表了，获奖了，我高兴；反之，我也有点失落。我也自责：你并无成名成家之奢望，只是自娱自乐罢了，又何必放不下呢！

　　回想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初恋”，尽管照相机是借的，放大机是自制的，暗房条件很差，但我爱得纯粹，恋得单一，这位“初恋情人”陪我走过了青春的荒漠，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如今，我的硬件（相机）和软件（技能）都上去了，这位“黄昏恋人”也在夕照途中给了我不少乐趣和斩获，只是由于我的“移情别恋”，也带来了些许忧烦。

　　呵呵，青春是难忘的，艺术是美好的，纯情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