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责任、感动

　　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乐。然后觉得还不够，还要查更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进去了。

　　我在《一个人的抗战》一书里讲了许多收藏的事。比如一位我特别尊重的抗战老军人的后人转让给我的一把杉山元的扇子，上书纯熟的“忠烈”二字。我知道杉山元是日本陆军大臣，可令人不解的是，查遍了能找到的资料，怎么也查不到他。我查过1945年蒋介石核准的日本战犯名单，单上列出的十一名战犯当中，没有此人；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主要战犯中，还是没有他；后来我又查阅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书中列出的六十名侵华人物中，仍然没有他。我开始怀疑自己，但仔细看后，总觉得“忠烈”二字后面大有文章。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证。

　　收到一个东西，就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想认识这个文物的主人，想知道这个文物是怎么留下来的。有时特别想搞清楚，但就是搞不清楚，因为是从市场上买到的，一般到我手里，已经倒了五六次手，卖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每件文物都会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把一个问题解决了，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很多文物可以互相佐证。进去以后，就知道有多少激情，多少责任，多少感动了。比如川军抗战时守长治，死了上千人，没把日本鬼子挡住。很多老百姓不理解，埋怨他们没有守好，尸体都没有人收，是一些商人出钱来收殓遗体，我有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像台儿庄，王铭章将军和五千人全部战死在那儿，很悲壮。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一点点苦，今天受到的一点点挫折，跟他们比，根本什么都不算！

　　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是件艰苦的事情，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似乎更吸引我。因为追问历史的过程，也是寻找、考证自我的过程，比如考证沈醉和黄维。沈醉1962年亲笔写的《军统对叛徒的运用和防范，以及叛徒在军统的情况》手稿在我这儿。沈醉二十八岁时就是军统少将，后来，战犯、特赦、政协委员。黄维将军研究永动机的心得体会、设计理念、图纸以及书信，一大堆，都在我这儿。他还给华国锋、邓小平写信，信稿也在我这儿。黄维将军犟得很，不骂蒋，不检举，不检讨，一心研究“永动机”，他认为永动机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我把这两个人的历史查完后自问，若囹圄中，沈将军？黄将军？这种唏嘘感慨，恍然顿悟，其中的乐趣是搞收藏的人所独有的。

　　我收藏文物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比如大哥大，肯定是重要的文物。现在找一块清朝的牌匾不难，可要找到“文革”时期写有“某某革委会”的牌匾非常难。这些东西大多被砸、被毁。“文革”的匾，现在出价很高了，超过民国、清代了，但我也得咬牙抬着走，没得选择！

　　抗战系列收藏

　　收藏战争文物时，我收全民族抗战、团结抗日的。

　　因为搞收藏的原因，我接触了数千老兵，国共两党都有，他们说到抗战杀鬼子时，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声音高亢，特别爱讲述细节。

　　这些年，我几乎是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其他民间收藏家很难有一级文物。一是一级文物就是国宝了，必须反映重大历史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二是评成一级文物即不能买卖流通，丧失其经济价值，所以许多民间收藏家不愿意拿出来评。

　　由爱好变成责任

　　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缘于我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十一年的兵龄，这使我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我们的下一辈，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他们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遥远的传说。

　　虽然一直有收藏意识，一直在收藏抗战文物，但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中学时，老师私下讲了一点国民党的抗战，但了解到的很少。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一点资产有了一点钱，我想做一点事。以前是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是一种爱好，这时我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2000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一百一十三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听说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又听说有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有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我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我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我开个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我到北京，又到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我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手中。

　　2004年底，我偶然得知重庆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我花了两个多月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了我。运回成都后，我一头扎进这堆支票中研究鉴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一百多张非常有价值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九百九十九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此款用于救治伤兵。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

　　到我们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耸立的一个碉堡。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我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堡是我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我把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侵略者的碉堡被打烂了，当年的碉堡变成一个“盆景”了，碉堡上的绿树、鲜花象征中日之间今后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