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旗有感觉，是从歌剧《江姐》开始的：新中国即将成立，关在重庆集中营里的女共产党员们，在牢房里集体绣红旗，她们热泪盈眶，她们泣不成声，一是因为激动，二是因为遗憾，因为她们即将被押赴刑场，她们是看不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高高飘起的。

　　我当时就思忖：换作是我，对于根本没有指望的东西会有如此期待，如此深情吗？这就是我和江姐们的不同境界。

　　早前，我去拜访莎拉·伊麦斯女士，她的爸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逃到中国来的犹太人，住在上海大名路一带，做一点生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莎拉受到了冲击，抄家、批斗、下乡、甚至坐牢。红卫兵说莎拉是外国特务，必须在她身上“踏上一只脚”！

　　“文革”结束了，有关部门大概觉得有点对不住莎拉，1985年，同意她带上全家回到她的祖国以色列。可是，莎拉还是热爱中国，她给儿子起名字叫：以华，以色列——中华。后来，世界第三大钻石公司、以色列的罗斯蒂克公司要进入中国，莎拉做了中国钻石市场总代表，她回到了上海。

　　2009年国庆节，新中国成立60周年。那天，莎拉正好要出差，她关照儿子以华，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撑出一面五星红旗，而且要挂三天。

　　第三天，莎拉回家来，进入小区抬头一看，她家的阳台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然而，整个小区只有她的家挂出了一面国旗，没有第二家这么做。

　　她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挂国旗？在以色列，国庆那天，家家户户都挂国旗的，虽然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

　　莎拉问我这是什么道理？我无言以答。

　　那段时间，莎拉的疑问有了答案，当“钓鱼岛事件”发生以后，当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私家车上，都挂起了国旗，贴上了国旗。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国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