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近日，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等文件，并确定六个省市率先进行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内容的改革。这样全方位的改革前所未有，将对我国司法未来的发展和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的顽疾。中央曾多次要求司法机关要抵制住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排除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干扰，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公开、公正及依法履职方面也做出了探索和努力，取得了进步，但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依然存在。

　　比如，我国地方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着地方党政机关权力的牵制，人员编制、干警职级、办公经费、福利待遇等，大多由地方决定。执行全国统一法律的司法机关，在依法行使司法职权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事职权中立形象，及其对案件的公正处理。

　　除了外部体制的改革外，还要进一步改变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内部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审判分离和司法责任难以落实的现状。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甚至一些业务庭庭长，已经不再亲自审案，但他们却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指挥，对裁决结果发号施令。一些年轻法官今天还在努力办案，但他们的职业目标却是将来有朝一日当上庭长、处长、院长，不再办案。而不办案的领导有时也对自身的工作职责感到困惑，他们常常忙于会议、工作指导和行政杂务，身心疲惫，时常也觉得自己荒废了业务，有点不务正业，甚至觉得自己更像个行政官员。记得曾有媒体报道，河南省高级法院某领导带着案件当事人，直接向败诉的某县公路局“要账”，引来各方诸多议论。其实，案件发生在基层，理应由基层法院的法官依照法律程序执行才对，可省院领导却“突降”案件执行现场，虽说“高效率解决了欠账问题”，但却越俎代庖，于法无据，也使当地受案法院的职能遭遇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由于司法内部存在行政化结构，领导对具体案件的过问甚至拍板定调，就变得轻而易举。在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的涉案事实中，就有一节是他受人之托，为广东一起执行案件向下“打招呼”，使案件得以“调解结案”，其中一次就入账300万元。可见，审判权力不独立，审判职能与行政权力交叉，弊端丛生，甚至非常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因此，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入手，让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保证它不受外部干扰和内部影响，完全符合司法自身规律。而完善司法职业保障和司法责任制，可以使司法者的职权与责任获得统一，促使其依法、公正并且负责任地处理好每一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