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似乎已习惯于说位卑言轻，可是早在1861年就有国人放言“位卑言高”。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冯桂芬。冯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写道：“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又说“抗议”一词源出《后汉书·文苑列传》中的赵壹篇。赵壹才学出众，志向远大，由于恃才倨傲，常为乡党所斥，并屡屡因言获罪。冯桂芬推崇赵壹，与其本人遭际有关。冯年轻时常到苏州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聆听一些高端讲座，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就曾是书院主讲人之一。时人称冯“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林则徐）最深，有一时无两之誉”。其时冯既有对时势的隐忧，也有被压抑的激昂。又说冯“未达时即以文名”。冯也感叹时运不济，“偶一好事，创大小户均赋之议，辄中佥壬所忌”。赵壹所言“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弥时灾”，冯书名中的“抗议”，即源自赵壹“抗论”一词。冯在《自序》中进一步阐述道，既为“言高”之论，“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

　　因为位卑，即使言高，要将其思想传播开去，也非易事；因为位卑，即使言高，要让大多数人接受，也定有难度。惟此，冯才说或“不能行”。但是冯转而指出：“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这也是对如何才能做到使位卑者的“言高”，既能传播又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回答。位卑者既有“千虑”，何愁没有“一得”。只是此“一得”须仰赖于“多言”——“多言或中，又何至于无一可行？”

　　冯桂芬希望自己的“抗议”能引起执政者注意，以此“消弥时灾”、为实现国家和民族自强发挥作用。事实上他“抗议”中的不少内容，正是其多年积累的经验之谈。如还在书院听高端讲座期间，他就十分关注江南漕运问题，并对道光、咸丰年间三十余年漕运档案资料进行收集研究。“位卑”者冯桂芬的努力成果，后来为曾国藩、李鸿章在解决苏松太地区浮粮问题时引为参照、比较，最后确定议减三分之一，上疏朝廷，终于使苏松太地区浮赋的减免，由“四百年来，积重难返之弊，一朝而除”。这“一朝而除”的果，正是此前冯种下的因起的作用。同为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王韬，曾在光绪二十三年校印《校邠庐抗议》并撰写跋文，称是书“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敝，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拘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治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因为“言高”，所以有用，与位卑位高没有关系。王韬还在所撰《格致书院课艺》中指出：“中学尊古薄今，不知变通，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本原，西人不断探索，喜新厌旧，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从冯桂芬起，始用“格致”一词泛指西方科学，可见冯、王二人心有灵犀。更有意思的是，帝师翁同龢曾于1889年将《校邠庐抗议》中的部分篇章，推荐给光绪皇帝阅读，意在触动后者变法。如此看来，“位卑言高”，当为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