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尼斯开会回来，长途飞行加上从阿姆斯特丹转机，我已经困顿之极，回家后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经是午后。母亲告诉我，“林先生又送荔枝来了”，她又感叹道，“送荔枝的人还是原先的那个人，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来”。我听了，顿时泪水盈满了眼眶。

　　眼前又浮现出林先生的模样，往事如烟。

　　年轻时的林先生因为骨肿瘤锯了双腿，他高大挺拔的身躯下其实是义肢，走路时还有些不稳。我认识他时，他又患有严重的心律失常，住在我所管辖的病区。当时国内实施这类手术才刚刚起步，常常需要依赖外籍专家来协助手术，而且成功率不太高。

　　他少言少语，却仔细聆听着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大夫的解析。

　　一天我通知他，一位加拿大的电生理专家即将来做手术。他兴奋和期望的神情如同一个大男孩。可是临到了手术，外籍专家说，他的手术条件不够，放弃。他被推回病房，我去看他时，他坐在病床上，神情黯然，一语不发。我安慰他，晚上专家和我们会一起晚餐，我会极力劝说他们，如有一线希望都去争取，但是风险极大，有可能手术台上出现最大的意外。他点点头，那时，他交付给我的不仅仅是信任，而是他的命。

　　次日清晨，手术如期进行，总共历经了6个小时。虽然困难，最终还是一波三折完成了。

　　此后，林先生总是说，他的高质量生活都是缘于我。每年，他会来复诊一次或者两次。他高兴地讲述他的婚姻，他年轻时从福建到上海留宿在小旅馆里，邂逅了那个漂亮善良的上海姑娘，并成了他的终身伴侣。身有残疾又没有工作，他经营着小本木材生意，尽力呵护着上帝赐予他的妻儿。他相信一根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

　　这些年，他的朋友经营着荔枝水果生意。每年他都安排把最好的荔枝，送到我家里。

　　不幸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三年前，一次常规的体检发现了肿瘤转移。根本没有手术的机会。他坚持在我所在的医院接受化疗。随着病情的恶化，他辗转过大大小小的许多医院四处求医。在上海这样偌大的都市，一个晚期肿瘤的病人的求医之路之艰难，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不能够住进医院，他还住过贵宾病房，却始终不肯告诉我他的苦痛和难以解决的住院问题。

　　我真正感觉到他的命运多舛，如同汪洋里的一条破船，哪边是岸，哪里有岛。

　　林先生走后，我只去了灵堂悼念他，借故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作为一名医生，最终我也没能拯救他，从我的内心深处，都一直在回避那个病中和死后的林先生。晨雾笼罩着大地，我依稀看见林先生借着义肢慢慢却顽强地走向远方。

　　我接通了林太的电话，只告诉她，看到这些荔枝我会非常难过；电话的那头，林太已经哽咽，她说这是先生在世的习惯，她要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