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报人到教师

　　从1969年1月到1973年8月，《江西日报》是我在新闻路上继续学步前行的第二站，也可以说是我吃新闻饭的第二个“娘家”。在这里，凭借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我全副身心地投入，没日没夜地苦干，被报社誉称为“叫得应、打得响”的“全天候记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从机动采访组调入言论组，从当记者主要采写重大新闻、典型报道，到做评论员主要撰写评论文章、编辑《读书》专版，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1969年8月，不到两年时间，我被报社党委破格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是编辑部最年轻的部室负责人。在《江西日报》的六年，我一直得到报社主要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曾多次跟随正、副总编辑参加重要会议，下基层搞专题调研。他们指导我采写重大典型、撰写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等，我从中受到多方面的教益。说句心里话，1973年8月，若不是为了照顾一位革命前辈家庭的特殊困难，我也不会同其子女对调回上海，报社也不会放我走。

　　对于我在江西开始放飞新闻理想期间的表现，《文汇报》高级记者黄俭在他采写的题为《在继承中开拓的人——记上海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见1987年第7期《中国记者》杂志）的长篇通讯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丁法章到了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60%的江西省，先在赣中报，后到江西日报。在6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踽踽独行于那崎岖的山间小路，深入到那里的群众之中，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省80多个县，他就去了50多个。在那里，他总结了自己的一套采写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怪不得一位江西新闻界的朋友在谈到丁法章时这样对我说：‘是大地滋润了他的生命，净化了他的灵魂，使他坚强，使他成熟，使他充满对事业的豪情和必胜的欢愉’。”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江西初涉新闻工作的6年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自己的所说所写，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但就自己所经受的锻炼而言，无论是对社会基层的了解，对民情民意的把握，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培养，还是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实务方面所得到的收获和感悟，都是不容置疑的。

　　1973年8月，我在江西从事了近七年报纸工作以后，通过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师的对调，重新回到了曾经六年寒窗苦读的母校，当了一名专业教师。从做记者到当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这座高等学府里，我教书育人，度过了整整10个春秋。

　　说实在的，刚回到复旦新闻系的时候，面对从家门到校门的单调生活，我这个还不到33岁的青年，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回到学校不多久，我就提出到《解放日报》进俢的要求，这样可以重回快节奏的采编实践中去。在系领导征求我主讲什么课程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新闻采访和写作”。因为这门课实践性强，能够经常有机会带学生到报社实习。然而，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驻新闻系领导“斗批改”的工宣队老师傅，以我在《江西日报》搞过言论工作为由，一定要我承担起开设“小评论”、“大批判文章”专题讲座的任务。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熬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的结束。在给学生讲授上述专题的同时，我还零星开设了一些釆访与写作的课程，并有幸兼职过1975届和社来社去进修班的班主任，曾两次带学生到报社实习和搞农村调查，没有长期禁锢在高楼深院里。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加强报纸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新闻系广大师生开展了教学改革的大讨论，普遍认为应尽快开设评论课程，努力创建独立的新闻评论学科，并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全系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断摸索、大胆实践、认真总结，1984年我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新闻评论学》,并作为新闻学基础教材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