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改变了以往援藏的方式，采取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形式。分片负责，就是承担支援任务的省市分片负责西藏的一个地区。对口支援，则是具体到县，上海对口四个县，比如确定我担任定日县委书记，就由我原本所在的松江牵头四个区派出干部进行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就是一批干部进藏工作三年，期满后回来，再换一批去。我们很多同志就在孔繁森精神的感召下，主动报名参加援藏，有的甚至以写血书的形式来表达决心。1995年5月17 日，我成为第一批援藏干部。

　　进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遽然面对高原的恶劣自然和生活环境。定日的海拔很高，平均是4500米，相当于50个佘山那么高。日照光线很强，有的援藏干部回沪以后脸上的“高原红”成了永久的纪念。有人说，援藏干部一辈子的药，会在这三年里吃完。我算意志力比较强的，还是吃了不少保心丸。

　　定日县是西藏的贫困县之一，而全县最穷的是尼夏乡。我第一次到尼夏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地的房子都是泥堆成的，墙上还敲了很多牛马粪。因为当地很少有木材，取暖烧的都是这些牛马粪，甚至有的农户是和牛羊混居在一起的。我拿出了身上携带的650元现金分送给几户最贫困的人家，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随同的藏族干部对他们说，这些钱可以买多少酥油，买多少奶茶，还有青稞酒。他们听完，居然跪了下来，我眼泪也就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尼夏乡的自然条件实在太过于恶劣，种下去的青稞，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于是我和县委决定，要从根本上脱贫致富，需要进行整体搬迁。我们在临近的长所乡搞水利建设，造房子，挖水渠，开荒地。有了水有了地，便可以种树苗和青稞了。每所房子补贴一万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动员工作很艰难。那些农牧民世世代代在这里，不愿意搬离老家故土。为此，我们就让党员干部带头搬。一年后，再让其他农牧民去长所实地查看，他们这才陆陆续续搬出来。

　　珠峰是定日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此前珠峰的旅游收入，都要上缴到自治区旅游局。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合理，为此，我和县长专门去协调。正巧，当时的旅游局局长汤正琪是松江人，商谈很融洽，他同意把这项税收划归定日县。紧接着，我们又成立珠峰经营公司，搞住宿小宾馆，搞物资供应点，组织藏民牦牛队为中外游客提供服务。我们刚去的时候，整个县一年的税收才24万，临走时，已经达到了246万，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二，被评为全自治区农牧业先进县。

　　三年援藏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与藏族同胞打成一片的情形。来到农牧民家里，他们总是非常热情，半斤多的青稞酒就端到了你面前，那怎么办呢？只能喝。你喝了，农牧民就觉得你“本不拉”（藏语），这当官的可以，没有架子。有时，你不喝，藏族姑娘在边上一根针一下子就戳过来了，这就叫友情。酥油茶倒上来，哪怕它时间放久了有点变质，可是你“咕咚咕咚”必须喝下去。开春以后，乡野搭起帐篷来，我们援藏干部们一块儿钻进去，与藏族同胞说在一起、乐在一起，吃糌粑和生的风干肉，民族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作中，也得到不少当地藏族干部和老进藏汉族干部的指教，“扎西德勒”的问候语时时嵌入心田。这片高原厚土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终身受益，终身享用，终生难忘。

　　十日谈

　　援藏二十年

　　当时移动信号还没接通，给家里电话要靠长途或电报，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