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鲁甸县8.3地震后第115天，灰街子安置点，初冬的暖阳洒在一顶顶蓝色帐篷上，吃完午饭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嬉闹，不远处的大人们总不忘提醒一句“别踩到花椒”。

　　上海社工服务队社工李伟和俞丽娟来到灾民张兰的帐篷前，“下午1点半有‘太阳花’针织班，记得要来哦。”张兰轻快地回应“要得，要得”。“太阳花”针织班是上海社工服务队在安置点开设的近十个项目中的一个，每次上课，12平方米的帐篷都要挤进来20多人。

　　这是三批上海社工服务队在鲁甸灾区近三个月工作的缩影，在他们的专业服务下，尽管震塌的房屋依然是一片废墟，但灾民们的心早已经恢复坚强。

　　胖哥老年服务点

　　9月5日，地震发生后一个月，民政部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出5支社会工作服务支援队，奔赴灾区。这5支队伍分别由北京市民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广东省民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组建。这是我国首次在重大灾难发生后，由政府组建并派遣的专业社工队伍，介入灾后重建。

　　“刚到灾区前几天，我们发现这里气氛很压抑，特别是老人，表情大多数有点‘木’，相互之间也很少讲话。”第一批上海社工服务队队员徐步说。于是就有了上海社工服务队第一批项目之一的“上海胖哥老年服务点”。利用村民集中的公共食堂，在午饭后为老年人提供茶水、棋牌服务。与此同时，发现需要重点服务的对象。

　　“谢家营盘有一个老人，家里7口人就剩下他一个，他也在灰街子安置点。”通过专业的“社区介入”，上海服务队很快找到了谢维礼。

　　谢维礼63岁，一辈子生活在龙泉村谢家营盘，地震中村庄被夷为平地，还夺走了他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儿的生命。地震发生前三天，谢维礼的两个女儿谢益巧、谢益翠，分别带着儿女从四川回鲁甸，帮忙家里采花椒。地震袭来时，两个女儿正在家中照顾4个小孩，瞬间的坍塌让6人没有时间反应。而谢维礼当时正在屋外的山坡上摘花椒，当他跑回家中，站在面目全非的家门口，早已找不到女儿和孙儿们的身影。等到6个人的遗体被挖出来，早已面目全非，“全都没有了”，谢维礼放声大哭的照片被新华社记者拍摄下来，让无数人为之悲恸。

　　经过旁敲侧击，上海服务队了解到谢维礼的老伴1986年肝癌去世，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把不满三岁的两个女儿抚养大，现在地震让他彻底成为孤老。

　　“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自己家的四个娃娃没了，来到安置点之后，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活蹦乱跳，我就要流泪。”谢维礼说。

　　上海服务队的队长范斌走进谢维礼的帐篷，女性的细腻加上丰富的专业社工知识与介入方法，让她很快赢得了谢维礼的信任，他告诉范斌自己当过兵，参加过宜良地震的救援，老人家目睹过天灾面前生命的脆弱。

　　老人越说情绪越激动，范斌鼓励他说出来，充分地释放压抑的情绪，到最后范斌离开时，平静的表情已重回到谢维礼的脸上，“这是天灾，谁也阻止不了。”

　　本周，当记者在灰街子安置点看到谢维礼时，他正在干女儿的帐篷里搭伙吃饭，“老头现在开朗多了，整天笑呵呵的。”邻居们说。

　　“未来我也没什么要求，给我两间房，一间放张床，一间做饭就够了。”谢维礼对记者说。

　　谢维礼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更多的老年人，上海服务队通过各种各样专业的项目来辅导，“地震之后，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和心理慰籍，精神文化生活也匮乏。”范斌说。其中“助老关爱大使”工作坊是第三批服务队创立的项目，上海的80后年轻社工俞丽娟，通过让老人相互拥抱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小娘子妇女之家

　　“上海服务队在鲁甸工作3个月，现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社工了。”昭通市民政局副局长何平说。截至2012年底，云南省昭通市仅有专业社会工作者15人，社会工作落后，社会认知度很低。

　　“你家死了几口人？”何平说过去做灾情统计，一般都习惯这样提问。“问完之后，老百姓瞬间崩溃，哭成一片。我们同样很悲痛，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何平说，“社工却很有办法，默默地陪伴着失去亲人的老百姓，一点点地进入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支持和抚慰，帮助他们面对生活，走出痛苦。”

　　在震后哀伤辅导方面，上海队的任务是最重的。灰街子安置点由9个村（社）组成，共有2256人，这9个村是受灾最重的地方，遇难人数达到507人，占全县因灾死亡人数的80%以上。

　　灰街子安置点的居民同时面临多重创伤，生理层面因地震造成的身体伤残以及灾后由于安置条件限制造成的疾病；心理方面无助感、归属感、安全感、恐惧感的续存，个人价值倾向不断被挑战；经济方面由于房屋倒塌受损，花椒减收30％—50%，加剧了生活困难程度。

　　谢家营盘的王新芝，是第一批上海服务队重点“关照”的灾民，“她在地震中没有了唯一的儿子，自己的脚也受伤，来到安置点以后，整天茶饭不思，别人和她讲话也反应迟钝，加上性格本来就内向，所以请你们来帮帮她。”一位村民对范斌说。

　　范斌来到王新芝的帐篷，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第八次上门走访时，王新芝终于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苦闷都告诉了上海来的“范大姐”，最后一次家访，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王新芝彻底释放压抑许久的负面情绪之后，承诺自己会振作起来好好养伤。

　　11月28日，范斌再见到王新芝时，她已经和丈夫一起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先把伤养好，然后再生一个宝宝。有了希望，笑容也自然回到这个山妹子的脸上。

　　从第一批到第三批，妇女工作一直是上海服务队的亮点，从第一批的上海“小娘子”妇女之家，到第二批的巧妇团兴趣小组，到第三批的“太阳花”妇女之家。通过走访，上海的社工发现本地区妇女虽然大多是文盲，很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却多以编织、刺绣为日常生活乐趣，更不乏编织能人。社工们马上决定以当地妇女的日常生活乐趣为基础，创建一支以女性为主体服务力量的团队，让她们重建信心。并且通过选拔当地优秀人才建成妇女教师团，传播妇女间互助能量，体现自我价值感。

　　上海糖果乐园

　　地震过后，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倒塌的家园。上海服务队第三批领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军认为，灾区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物质层面的重建，而是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重建。在地震之后的陌生人世界中，如何恢复和重建新的“熟人社会”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点。

　　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的重建：心理与精神层面的重建；人际关系层面的重建；组织层面的重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重建。

　　而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完成这些重建，显然更加困难。

　　“‘小萝卜头’是我到灰街子第二天发现的，当时他一个人在一堆废墟上，在玩一根钢筋。”上海社工老周拥有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证书，有多年个案辅导的经验。“当时我一看到就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帮助。”

　　老周用口袋里的两颗糖，让“小萝卜头”打开了话匣子，“叔叔，我怕死，我想离开这里。”这句话让老周也不禁打了冷颤。原来他在地震中看到了母亲受伤的过程，加之灾后不断听到或看到有人去世，原本活泼好动的7岁男童，一下子沉闷下来。

　　“‘小萝卜头’的表现是典型的应激反应，很多人会失语。通常情况下，恢复正常需要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有了社工，运用专业的方法，可以大大缩短他们的恢复时间。有的灾民甚至半天时间就可以开口说话。”老周说。

　　“我就一直抱着他，听他讲，当他表达对生死问题的困惑时，我就用植物的生息给他解释。”

　　经过几次沟通，7岁的男童把43岁的上海叔叔当成了最好的朋友。“小萝卜头”这个个案，如果用社工专业的方式来表述，就是初步评估、同理处境、用肢体语言安慰、认知重建。

　　不仅是“小萝卜头”，上海服务队在进入安置点的第一时间便做了儿童为主的群体心理疏导，举办了针对亲子教育的上海糖果乐园——“快乐吾家”亲子运动会，使得震后有心理恐慌的儿童或者丧亲家属得到疏解。

　　（下转A15版）　　（上接A14版）

　　社工国家队进灾区

　　三批上海服务队服务内容和功能循序渐进，第一批主要以“社区介入”为核心理念，通过大量深入灾民帐篷走访的方式，为后续的服务工作打下基础；第二批服务队以“社区增能”为核心理念，重点推进以社区精英为支撑的社区增能服务；第三批服务队聚焦于“社区重建”，推进社区全体居民参与的社区重建进程。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王金华司长这次给予上海社工高度评价，“上海的社工工作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鲁甸灾区，他们帮助灾区链接资源，为灾民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将先进社工理念传授给本地社工。”

　　“专业的社会工作在国外已经存在了100多年，而我们国家从2006年才引进。从国家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来讲，对社工存在巨大需求。灾区的重建也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道出了这次组建“国家队”的又一个缘由。

　　以往灾害发生后，很多热心的个人和组织纷纷涌入灾区，他们为灾区的建设贡献了必不可少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是，很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和个人的进入是无序而混乱的，这又往往给救灾工作带来困扰。

　　“这是我国灾害发生后，社工第一次有序介入，具有极高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价值。这是第一次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从服务组织管理到政策层面的制定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为下一步在云南和国内，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后，社工如何有效介入，探索了经验，积累了办法，为以后提供了一些可以复制的模式。”王金华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新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