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王冕（1287～1359），浙江诸暨人，著名画家、诗人，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王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清代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是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清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广为流传，王冕也因此名扬天下，成为儒林楷模。

　　王冕故里在诸暨市枫桥镇九里山桥亭村。相传枫溪江旧时水上航运繁忙，两岸枫树遍野，秋天古桥边因枫叶红遍而得名。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从古镇走出了三位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他们是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人称“枫桥三贤”。我曾先后四次去枫桥镇实地考察。桥西有“八亩塘”，旧为一片荷池。相传，王冕儿时就在此地“牧牛、临摩荷花”。王冕的隐居处九里山“白云庵梅花屋”遗址尚存。

　　我有幸为王冕之乡谊。少时常返诸暨省亲，我断断续续听了长辈讲述放牛娃王冕苦学的故事，对这位乡先贤充满了敬意。但我真正了解并认识王冕，则是在读了《儒林外史》以及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宋学士文集·王冕传》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身贫寒的王冕的形象总是萦绕脑海，白天放牛的王冕，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读书的王冕，王冕成了我年轻时苦读笔耕的坐标。

　　王冕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成书于1750年前后，作者吴敬梓那时50岁。写这部小说，吴敬梓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他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对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及他们人格的堕落。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认真阅读过《儒林外史》，甚至还专程去吴敬梓的故乡——安徽省全椒县考察过，对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印象深刻，尤其是从这部小说中比较完整地了解了乡贤王冕的事迹。虽说小说描绘难免与事实有出入，但吴敬梓笔下的王冕事迹与史书的记载基本吻合。正是这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让诸暨的王冕与《儒林外史》结下不解之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我们都知道一部小说最难写的是开头，小说的开头往往都暗藏玄机，《儒林外史》亦是如此。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王冕是《儒林外史》中登场的第一人。王冕之所以被置于全书之首，站在队列最先，作者是有用心的，他想以高洁的王冕作为一面清镜，映衬出众多其后出场者低劣的人品和污浊的心灵。

　　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元末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贫寒，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过了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因生计而替邻家秦老放牛，但他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一日，母亲生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仍不见效。母亲嘱咐王冕道：“我眼见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了。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王冕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他也不接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逃往会稽山中，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活的那个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讽刺鞭笞在科举制度下乌烟瘴气的文坛和只为求名利而读书之人的丑陋。

　　胡适在读到人们说“楔子”一回时说，小说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因此科举之祸害就是全书的宗旨。

　　王冕的非凡志向

　　中国士大夫文人遵循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论是儒家所主张的“隐居以求其志，行逸以达其道”，还是道家所追求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都离不开“无道则隐”的共性。

　　在众人的眼里，王冕是一个与世无争、甘于清贫的书生。其实不然，他的性格远不是《儒林外史》里描写的那样平淡。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而是位胸怀大志，一度热衷于功名的人。王冕的远祖曾是官宦人家，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传到王冕的父亲时家道中落，成了一个贫困的农民。

　　王冕的父母只有王冕一个孩子，自然视如掌上明珠。王冕早慧，周岁就会说话，三岁就和人对答如流，令家族里的人又惊讶又高兴，视小王冕为神童，衰落的王家对王冕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农民之子，王冕比别人更期望登科出仕，改变命运。王冕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王冕始终执著地追求他的社会理想：“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自感》)

　　元蒙贵族统治集团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粉碎了王冕的这一幻想。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王冕的平静是表面的，他的心里燃烧着怒火。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郁闷愤怒，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元人徐显在《稗史集传》中写道：王冕“仪观甚伟”，“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王参军传》中也有同语“一试进士举，不第”。 

　　王冕数次千里壮游，周游祖国各地，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目睹民间疾苦，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而墓中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他写道“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王冕在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他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朝廷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容不得他存在的。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王冕一生最敬仰的人是楚国的屈原，这也看出他的不凡志向。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王冕在《楚辞图》上看到屈原的装束，便精心摹仿起来，用魏晋人士宽衣大袖的装束，表明自己一心追随理想中的人物，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意向。

　　村民见王冕平日里戴着一顶极高的帽子，穿着一件宽松的楚式衣服，执着鞭子，赶着牛车，挂着长剑，唱着山歌，从村中走过，议论纷纷。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那个画没骨荷花的王冕，他总是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读书读出毛病来了。读书不就是为了做官嘛!可他天天读书，又不去科考，有人请他去做官，他都不去，活活一个傻瓜!” 

　　王冕听了这些闲话，眉头也不皱一下，继续唱着山歌，我行我素，在乡村的集市上和湖边游荡。他以屈原卓尔不群的形象为偶像，这也是王冕叛逆性格与独立精神的自画像，是他内心壮怀激烈情怀的反映。诚如王冕在《凤凰台》诗中所言“我老无所为，怀古心悠悠。”

　　王冕的荷画梅诗

　　王冕的人生轨迹，演绎着一种人生传奇。在常人眼里放牛娃和学识渊博的通儒，种地的农民和艺术大师相距甚远；而锄头与诗歌，粪土与梅花，更无法相提并论。可偏偏出了一个王冕，把这一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绽放成人间最灿烂的花朵，让后人心向往之。王冕写的咏梅诗，画的墨梅和荷花，更是名噪一时，千古流传。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王冕的墨梅和题诗作品，在那里，我伫立许久，在海外与乡先贤墨梅画作谋面，让我惊叹不已，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王冕的作品构图缜密、笔力遒劲、线条流畅，独特的风格令人过目不忘，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元代大家啊！

　　王冕作诗作画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徐显在《稗史集传·王冕》中说，王冕作诗画是中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王冕正在游历吴地，靠显达人家的礼待过生活。因为“礼待不如意”，才“东游吴”，“善写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君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顷。每画竟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志云”。流传故事云：有一天，王冕在家乡的湖边放牛，忽然下起一阵雨，雨停后，湖里的荷花和荷叶被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王冕看了受到感染，想把它画下来，于是他用身上不多的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太好，王冕并不气馁，最终越画越像，神形毕肖，跟真的一样。王冕便把荷花画拿去卖，许多人争着买，他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不用再替人放牛了，他将卖得的钱拿回家孝敬母亲。随着他的声名远播，终于成为一个知名的大画家。

　　在乱世之中，王冕隐居到了山清水秀的九里山水南村。这个村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王冕十分喜欢，他写诗道：“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民面幽。”在这里，他潜心创作。中国文人画注重抒发个人情感，追求笔墨情味，崇尚水墨写意，技法精益求精。王冕梅画是文人画的典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王参军传》也讲到王冕“工于画梅”。梅花以浩然正气、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精神，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之魂。王冕画的梅花枝干挺拔劲直，没有人工造作枝干盘曲的媚俗。这自然跟王冕自己的身世、经历分不开。

　　据传墨梅始于北宋华光法师。他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纸上，从梅影中得到启示，创造出用浓淡相间的水墨晕染方法画梅花。画墨梅的难度较大，用墨分五色的特点来写意构图，这让很多画家望而却步。王冕继承了传统画梅的方法，又有所创造，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气盎然。在圈花方法上，王冕改为一笔两顿挫，画出的梅花如铁线圈成，虽然不着颜色，却能生动地表现出千朵万蕊含笑盈枝的姿态。

　　王冕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画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诗画相配，传颂一时，堪称一绝，表露出画家淡泊名利，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王冕的诗篇多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之作，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滦水城头无苜蓿，马驴尽食江南粟。八月九月朔风高，更有饥鹰啄人肉。”“玉帛谷粟取不穷，诛求那信人民苦”(《盘车图》)。他无情地揭露元朝统治者的暴政，如《喜雨歌赠姚炼师》云：“南山北山云不生，白田如纸无人耕。吾生正坐沟壑叹，况有狼虎白日行。”王冕在《伤亭户》一诗中，记载了他从东关到曹娥旅途夜宿中闻见的社会真实的悲惨故事：原来是一户盐民的大小儿子都凄惨而亡，盐官还是逼着交税，家中颗粒全无，北风呼啸，饥寒交迫，在遭到官吏的鞭笞后悲伤哭泣！王冕第二天看到的是老人上吊自杀的惨景，“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王冕博学多才，除了诗画，在书法、篆刻艺术上他也多有创获。据说印学界普遍认为：王冕创用花乳石刻印，是第一个文人篆刻家。王冕的印章，惟有钤于其画作上的几枚，并无实物流传，无法确知其材质。王冕学贯古今，自成一家，把文人画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 

　　王冕的深远影响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王冕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画家。他是继东晋陶渊明之后又一位文坛隐士。东晋陶渊明因宋代文豪苏东坡的推崇备至，而成为文坛追捧的大家；元代王冕因清朝文人吴敬梓的顶礼膜拜，也成为文坛的巨匠。吴敬梓造就了王冕的文化高度，王冕也成就了《儒林外史》的文化深度，两者可谓相得益彰矣。

　　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在中国文人不得意的时候，特别当仕途受挫时，陶渊明、王冕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即不为五斗米折腰，过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可以说陶渊明、王冕是中国士大夫的典范，他们为后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为他们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

　　虽说王冕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着“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但王冕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成就，对家乡诸暨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他的人文理想，人格高度，时时如阳光照耀、雨露滋润后代子孙，成为后世学习效法的楷模，并逐步演绎成勤俭、坦诚、耿直、刚毅的诸暨人品质特征，形成了诸暨 “耕读传家”的文化背景。“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诸暨人特别看重读书，认为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这里所说的“读”，当然是读圣贤书，为的不是做官，是学点“礼义廉耻”的做人道理，做人第一，道德至上。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一个人必须拥有明确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旦缺失，就会成为“痛苦的人”，这是远甚于物质匮乏的折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