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多月前，终于下决心，把一头曾经长期焗染的黑发，统统一剪子扫荡干净，只留下板寸长的发茬，还原我的毛色真颜。揽镜端详，呵呵，黑白相间，白多黑少，的确成了宋襄公口中的“二毛”；纵然时光倒流，重返古战场，我也属于春秋五霸斧钺之下“不获二毛”的体恤对象。

　　没想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体恤不期而至。

　　那天刚刚登上149路公交车，迎面座椅上的一位姑娘马上站了起来。和我擦肩而过时，轻吐二字，“侬坐”。我一时闪神，不知她在跟谁说话，左右环顾，才霍然拎清，她是在赐关爱与我啊。于是赶紧追着她的背影送上“谢谢”。

　　平生第一次，公交车上有人给老汉我让座，猝不及防，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对着座椅旁窗玻璃上晃动的面影，我不禁顾影自怜，刚刚退休几个月，何至于老成这副熊样。不用问，毛病肯定出在这覆顶霜雪上。心头不觉一黯。

　　三站路之后，我转而乘上轨交3号线，太让我意外的是，刚才的一幕竟然重演。又是一位姑娘，不等我在拥挤的车厢当中立定，即匆匆站起，留下一句“侬请坐”，便径直向车门走去。那一刻，我惭愧万分，“对不起”三字脱口而出，然后极不情愿地讪讪道“谢谢侬！”但说实话，我当时真想大喝一声，别给我让座，我不——需——要！轨交车黑黢黢的窗玻璃上，清晰地投射出我的满头白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利用别人的同情与怜悯，来赚取外快的……乞丐。

　　被人垂怜，是我直到下辈子都不情愿领受的羞辱。何况当下、现在、这辈子……

　　怪不得日本人不喜欢别人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呢——就在礼让者从座椅上站起来的瞬间，他升华了，社会已经为他的礼让厘定了文明的标高；而我，则被生活无情地贴上了衰老的标签。

　　对本埠的文明礼让蔚然成风应当庆幸才是，“公道世间唯白发”，我却“羞对华簪”，兀自胸闷，心态岂非有问题！要不要恢复染发？我一遍遍问自己，那样或许更贴近我真实的年龄，至少，别让年轻人再为我悯指大动，将出行的安逸礼让给一个还不需要的人。然而，生活中的某些记忆，却使我纠结。去年上海书市，文汇出版社邀我为拙著《上海租界》签售。签售台上，同一套“海派典藏”之《上海先生》的作者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老师，恰好与我邻座，攀谈间大家都回避了一个让人心痛的话题，乃珊老师再也不能来了，而夺去她机会的，就是一种据信为受到化学品污染而侵蚀到血液的恶疾。我的另一位朋友，曾担任过《上海公安报》主编，还是警官合唱团的主力，曾经巡演欧洲，人长得高大健硕，帅呆酷毙，60大几的人了，每次见他，都是一头乌发，看上去也就50岁出头，退休后仍然每天步行往返16公里以上，受原单位返聘坐班。谁曾想到呢，与乃珊老师同样的恶疾却突然缠上了他，其致病根由，大家猜测，和他高频度染发，刻意保持生猛的年轻态有关。

　　与其悔不当初，不如趁早了断。为避免被人让座的烦恼，我以后不乘或少乘公交总可以吧，我不惜体力多跑路也没关系吧？但是，让我再一次啼笑皆非的是：周日大早，我正沿着人影稀疏的黄金城道慢跑，一辆出租车在我侧旁戛然而止，一位中年女子，摇下后窗玻璃，探头亮出她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大爷，到中央花园往哪儿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