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两件东西从不离身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以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的：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边下面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跟这些秘书们联系，“文革”后，这些秘书们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卫生间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周恩来曾告诉保健医生张佐良，在黄埔军校时期，每天同蒋介石共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套钥匙，他自己一套，秘书一套，警卫一套，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订书器把信封口订上，交给我。”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把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总理告诉她，三个存折累积40万的存款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心又很细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清嗓子的习惯。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得知，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待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而安宁的气息。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经常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当中，在看完一两出精彩剧目后，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的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