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父去世，我没去送他，心里总觉得十分愧疚和遗憾。几天来，他敦实的身影总在眼前浮现，他还是肩挎斑驳不堪的军用水壶，扛着镢头走在田间地头；或挥着手给社员们读着毛主席语录；或拉着我去坡上看那埋头吃草的大黄牛。

　　那时，大姑父是生产队长和支书，说起话来嗓音洪亮表情威严。我每次见他心里总会生出怯意而不敢任性捣蛋，不像我同大姑和表姐们那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自从偶尔在大姑的抽屉里看到姑父穿着佩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的相片时，我才隐约感到姑父的肚子里一定有很多令人入神的故事。那威武的军容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一天晌午，姑父卸下挂在墙上的水壶，又拿起靠在墙角的镰刀朝大姑说：“该上工割麦了。”没等姑父跨出门，我拉住他的衣襟说：“我想跟你去。”他看看我点点头：“那你不能捣蛋啊。”我也点点头，心里一阵暗喜。

　　出了门，穿过杨树林顺着山泉的沟沿，经过生产队的晒麦场就是连着山的一片坡地。听大姑说北面的山沟里有一大股山泉，而流到咱门口的只是窄窄的一小股。我和姑父走到山泉的拐弯处，他把镰刀撂在绿茵茵的沟沿上，俯下身子把水壶斜按在泉水里，壶口便冒出一串透明的小水泡并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没声了，姑父拎起沉甸甸湿漉漉的水壶，抽出腰间的蓝手巾擦了两下又斜挎在了肩上，拿起镰刀就走。望着姑父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顿时想起了那张佩有志愿军胸章的相片，我跟上前问：“你打过仗吧。”姑父停下脚步，朝我拍拍水壶说：“咋没打过？这壶还给咱挡过炮弹片呢。”“那你说说打仗的事。”我追问着。可姑父摸了下我的头，好像有满腹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不一会，大姑和几个女社员也来了，其中一个胸戴金光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章，手举一面红旗。这时，姑父卸下水壶挎到我的脖子上，转身又去接过红旗往地埂上一插，吆喝了两声，领着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割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捧起水壶喝了两口，又漫不经心地端详着水壶。这壶实在破旧，草绿色的漆皮几乎脱落殆尽，圆弧形的肚子上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处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壶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一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士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护部队穿插。第三天一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一战友去联络部队。临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水壶对战友说，幸亏水壶挡了弹片，要不命就难保了。然而，让姑父悲痛不已的是等他和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时，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一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爱物。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追寻战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