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媒体又听到了关于巴金笔名是从旧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这实在是讹传。

　　四十多年前我曾为此问过巴金先生，他非常坦然地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他比较详细地介绍巴金名字由来的全过程。他告诉我，那是1927年他从上海乘轮船到了法国巴黎，因身体不好，听医嘱搬到沙多—吉里(今译蒂埃里堡），寄宿在拉风登中学， 一边休养一边学习法文。在那里，他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做巴恩波的北方同学。大家相处得很好，可没过多久，这位北方同学就离开了沙多—吉里。过了一年，巴老写完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这本书是为他大哥写的，准备寄到上海去自费出版。巴老说，过去他是这么做的，只要花100元钱就可以出一本书。他并没有想发表，所以也没有署名。他宿舍隔壁住着位学哲学、被称为“哲学家”的安徽同学——剑锋，可说是他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他读过《灭亡》以后，提出寄出前应该署个作者名字。

　　这时，当地法文报纸上都登载了巴恩波同学在项热投水自杀的消息。一向富有同情心的巴老对这一不幸事件深感悲伤。为了纪念这位客死异域的年轻同胞，巴老在稿纸上写了这位同学的姓“巴”字，作为自己笔名中的一个字。

　　“哲学家”发现巴老书桌上摊开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下册，这是巴老当时还在进行翻译的书。就有些半开玩笑地指着“金”字说，加个“金“字吧！

　　巴金，巴金，读起来非常顺口又易写。

　　好，就用这两个字！

　　于是，“巴金”作为笔名署在《灭亡》上寄出了。

　　后来，巴金经过巴黎乘船回国。候船时，住在巴黎的胡愈之约巴金翻译一篇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巴金就在巴黎的小旅馆里把这篇文章翻译好了，回国前巴老把译文交给胡愈之，译者名字也用的是“巴金”。这篇译文1928年10月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灭亡》却在1929年1月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从此，巴金的名字随着他的作品走进文坛，走进千万读者的心中。

　　巴老回忆说，“胡愈之本来不知道《灭亡》是我写的，从我给他的译文署名上才发现巴金就是我。”

　　巴金两个字是由巴恩波和克鲁泡特金各取一字组成的，与巴枯宁毫无关系，这就是事实。希望不要再讹传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