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篇载：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包括单词、词组、词句、辞章。达，通达，透彻，明白。

　　古代有一类学者认为，此语是孔子对邦交而发，引“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子路篇），说“辞”即指“专对”之辞。进一步论证，辞达即言辞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仪礼·聘礼》）言辞没有死规定，只需谦逊、和悦。言辞太多，就会过于繁杂；言辞太少，就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言辞如果足以达意而不泛滥，那才是最高标准。

　　另一类学者笼统说“辞”，不认可专指邦交之辞；而且，特别强调“达”的实在、准确、明白之义。汉代孔安国说：“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宋代朱熹说：“辞，取达意为止，不以富丽为工。”（《论语集释》）

　　如今，均从后一类学者，一般译作：“言辞，能够通顺、明白地表达意思就可以了。”言下之意，就是说话、撰文，达意为主，无需修饰，不必富丽，避免冗长。正如晋代陆机所言：“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赋》）

　　孔子的这一主张，并非信口拈来，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欲讷于言”（里仁篇），“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篇）。讷，讱，则必慎重、稳妥、准确、简要。同时，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卫灵公篇），“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巧言，或花言巧语，或夸夸其谈，或强辞夺理，必油滑、浮夸、牵强、冗长，混淆是非、善恶。言辞如何，体现道德高下，这是语言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论说，立意高绝，震聋发聩。也就是说，言为心声，具备何种道德水准和修养境界，就会有与之相应的言辞表达。仁者、君子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质朴，要少说多做，言行一致；而说出的话，写出的文，钉是钉，铆是铆。

　　孔子的话还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文字语言来说，则更清楚。殷商甲骨文和商周钟鼎文属于中国文字语言发展的早期，简略是其突出特色。春秋是由简入繁的过渡期，其语言虽远比《尚书》《诗经》为繁，但仍然简约。文字语言的丰富表述，以及广泛传播，到战国才形成第一个高潮。代表人物是孟子、庄子、屈原等人。其时，语言的记事、立意、表情之功能，止于“达”已不足。于是，有了孟子层层推理的大段议论，有了庄子汪洋恣肆的自由挥发，有了屈原辽阔绚烂的尽情抒写。“文艳之辞”“富丽为工”经常成为必要的表达手段。

　　不过，“辞达”的准确、明白之义，仍是基本原则、核心原则。此原则永远不会变，以此衡量当今某些人的话与文，常感辞不达意，文不对题。最令人头疼者，是部分食洋不化的“海归”，其文诘曲聱牙，难以卒读；以及众多沉溺自我的“网虫”，其文疙疙瘩瘩，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