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眼

　　前昨两日，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疯转一条“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微信。虽然这条微信喧嚣之时，已有人冷静思考，指出其并不理性，但人们的情绪足以证明这一罪恶行径的毁灭性。

　　害怕孩子丢失，已经成为不少年轻家长的焦虑。我就曾有过这样的恐惧——一转身，已不见孩子的身影，寻遍整个世界，再也无法相见。我曾亲眼目睹，在一个熙熙攘攘的闹市，突然传来一声呼喊：“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那个母亲惊恐张望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拐卖儿童和因此而产生的焦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既然极刑并不能够遏制拐卖儿童行为的发生，怎样才能消除焦虑，还人们以安全感，恐怕还要靠“全民警戒”。

　　如今在网店中，防儿童丢失鞋和手表等商品已屡见不鲜，这些随时伴随孩子的产品，意味着无时不在的警戒。安珀报警，是美国专门为被绑架或被拐少年儿童设立的大众紧急报警系统，当绑架儿童案发生后，它即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方式，告知整个社区绑架案的详细信息，发动民众协助提供破案线索。美国的儿童绑架案破案率较高，安珀报警功不可没。

　　中国版的“安珀报警”首先来自民间。2014年10月，腾讯公司推出“QQ全城助力”平台，此平台与民间寻亲机构“宝贝回家”联合打造，在第一时间将失踪儿童信息提交给QQ，通过QQ庞大的用户群最大范围扩散，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拯救被拐儿童。而在此之前，儿童被拐信息的发布与传播主要靠孩子的父母自费印刷大量寻子启事，漫无目的地张贴。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后，焦急的父母们学会用微博发布寻子信息，人们看到这样的信息，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帮助扩散，一些民间寻亲组织也会为其转发。不过，要培养起安珀报警那样强大的参与性，及时提供目击线索，尚需时日。

　　警方的警戒度也在不断提高。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微博对寻子信息的反应相当迅速，常常转发儿童失踪数小时内其父母发布的微博，并配以“速转寻人，已部署调查”的文字，给人以信心。但寻子父母对警方的态度非常复杂。虽说2010年，由公安部牵头，最高法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改变原来儿童失踪24时才予立案的规定，建立“儿童失踪立即立案”制度，但即便有多个部门的三令五申，实际各地并没有百分之百做到。而在后续的办案过程中，由于警力和经费严重不足，大量儿童失踪案件线索不能及时查证。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超过18000件，但是被侦破的案件不到4000起，破案率不足22%。

　　如今有一个观念各方逐渐达成共识，即“买”的环节需引起高度重视，甚至可能更为有效。因为丢失一个孩子，很难找到，而多出一个孩子，则容易发现。况且，被拐的孩子大多被卖往环境相对封闭的乡镇或山村，一个村落的生存空间，几乎不容许谁家存在秘密，更何况是多了一个扎眼的孩子。

　　问题是，谁来警戒？村落文化里人际关系紧密，谁也不愿因“出卖”亲属邻居而被孤立，即使悬有重赏。北京“寻子之家”领队肖超华在寻找丢失8年的儿子期间，曾多次进村寻找，每次都像“入侵者”一样被排斥，无法获得任何信息。

　　这一知情、举报和检查责任指向村干部及地方职能部门。是否可以制定这样的规定：村干部有责任向警方举报村里来历不明的儿童，对知情不报者予以严厉的行政追责，甚至刑事处罚；最终报上户口的被拐儿童，当地派出所应承担相应责任，并给予相应的惩戒；报户口时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开具假证明的单位同样应予处罚；对隐瞒情况的邻居和亲属，也可考虑适当惩戒措施。如此，对买方生活环境中的各个环节加以控制，从制度上强化社会警戒。而这些措施，和近年呼声很高并已有所突破的“买方入刑”一样，增加买方的心理负担和环境压力，从源头上遏制儿童拐卖案的发生。

　　在陈士渠看来，公安部的“打拐”DNA数据库是一张网罗被拐儿童的大网。他的微博置顶消息是“采血DNA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是寻亲捷径”。肖超华说，他认识的每一对寻子父母均留存了DNA样本，但到目前为止，他身边还没有一人通过这个信息库成功找到孩子。对于这个数据库的质量，他也存有疑虑。毫无疑问，这张面铺得最广、最具权威性的大网能够准确实现亲子配对，但它的效力的发挥，恐怕还需要上述一系列方案共同作用，才能够实现。

　　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1996年安珀报警建立后，这一比例达到97.7%。一种全社会的警戒机制，从民众的参与到政府的推行，或许让人有草木皆兵之感，但总比普遍的焦虑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