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5日，收到命令转移，我当时在40军补充团当第二连的连长，我们是尖兵连，目的地是到沛县去增补，当时在路上我们掩护59军38师从台儿庄这边撤离，往徐州转移，渡过沂河沿火车站，顺着陇海线向大许家庄方向前进。到了大许家庄（处在通往台儿庄的铁路旁侧的要道上），在路上就遇到敌人的骑兵。

　　当时虽然是往后转移，但是士兵的士气很旺盛。因为我是尖兵连，上面叫我排除路障，我就带着一个排走在前边侦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4月），麦子有膝盖这么高，大家就在麦地里匍匐前进，鬼子上边枪打得很厉害，我带着一班的人到了前面一侦察，发现他有两挺机枪，我就回来跟营长报告他没有那么多人，我猜最多不过200人，因为根据火力布局，就像重机枪连。

　　大概往前5米的时候，这个时候鬼子歪把子机枪一下子响了，没有重火器，没打着，但是飞机在天上转。当时没有炮兵支援，我们士兵也不怕，大许家庄内有寨子，外面是黄泥夯实的围墙。日军盘踞在寨内，利用屋顶和围墙制高处，居高临下狂射乱扫，封锁住前进方向。

　　这个时候我把三个排分开，我自己带着一个排。我们第三排火力强一点，有三挺机枪，三挺机枪上面配一挺重机枪，向敌人东南角打，大家掩护我们往前走，这个时候我发觉敌人右前边那挺枪已经不响了，多次掐了火，就是有问题。冲到100多米的时候，我领着一班的人就往前跑。

　　（与鬼子）隔了50米左右的时候，在前面的王班长已经牺牲了，我们一发起冲锋，就丢手榴弹，在丢手榴弹那个间隙人就上去了。

　　上士班长董连三胆子也大，跟着我，他说连长走，不要紧，完成冲锋，一下子冲上去，冲上去搭着人梯就往上面爬。

　　我们40军是很顽强的，西北军的一个特点，器械粗糙，但拼刺很好的，跳步、马空跳像现在他们表演自由体操一样，个个都能行，搭人梯，一个人一上去，一蹲到地下，跟着第二个人上去，不是插到背上，插到肩膀后背那个地方，你要真正插到这里（腰）伸不起，他要插到这个跟着往上爬，一个纵跳就上了肩膀。打仗就是这样，你不怕他，他就要怕你，你要怕他那就不行。鬼子看到你跟他拼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怯。

　　鬼子一看我们爬上来了就慌了，我们两挺机枪在那里压制他的火力，他以为我们主攻方向是那边，哪知道是这边呢，根本没有用火力，就这么接近他了。这个时候我也往上面爬，城墙上面鬼子往下打，打下来的时候，子弹从我这里（右眼鼻侧）打进去，从这儿（右颌）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后头的事了。

　　董连三把我背下来的，送到徐州兵站医院第三天，我记得是5月9日，鬼子飞机把房子炸了，我从楼上掉到地下，结果我还没炸死，就转到第一重伤医院。这时才知眼睛看不到了，我心里很痛心。我自己心里又想，“不要紧”，当时还比，日本一个海军中将也是一个眼睛，德国还有一个，我们刘伯承也是当团长打瞎的，跟我性质一样。

　　后来逐渐转移到四川几个县级医院，重庆、江西，我都住过。又要把我转到第五残疾教养院。说我残废了？我就不服气！我是1938年负的伤，1939年2月我就要出院，上边不准，伤兵管理处就派人来慰问我，说按规定，上二等残废了，就暂时不要到前线去了，你就待医院休养，我就坚决不干。想一想，我家里头已经在沦陷区了，后方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残废算什么，我一个人再换个日本人也划得来。就是这个想法，我们民族复兴的信念从来都很坚决，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消灭了，我们非要把鬼子赶出去。

　　反正我两个手还能动，我的两个脚，虽然一个脚不大好走，但是还可以打敌人。在这种情形下，我恐怕以后会有顾虑，就把我所有的奖金、勋章，一直带在身边的3000块钱现洋，当时我20岁，加上给我40年的抚恤金，一万多块钱，一起捐了。（注：李宗岱向抗日救亡总会捐款，折合当时市价，值黄金800多两。李宗岱重上前线后，参加了长沙会战等重要战役，又3次负重伤，曾获“华胄勋章”、“国族干城勋章”、“陆海空甲级奖章”，被誉为“独目虎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济南防守司令部参谋处长职参与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

　　（根据杨克林、孙金媛1995年4月20日重庆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