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跑、今天写，明天跑、明天写，天天跑来天天写。今到村、明到厂，出门采访调头快。为赶稿、不知疲，抬头一看已半夜。出这期、赶下期，期期忙得不歇脚。”这首打油诗，写的就是我们小镇记者。
甜美乡音二三里
我是嘉定区安亭镇《安亭报》（先前在《黄渡报》，后两镇合并调入《安亭报》）的一名小报编辑兼记者，在这个行当已滚打摸爬了十几年。回想起来，这一切，首先还得归功于我的父亲。
早在我读小学时，父亲就买来一大叠写字薄，要我课外抄写作文，每写满一页奖励一分钱。在“利益驱使”下，我每天拼命写，最多一天写了24页，奖了二角四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二角四分可买4只香喷喷的鸡蛋糕、4副大饼油条，1分2只的山楂饼可以装满一小饭盒。时间一久，母亲看不下去了，质问父亲：你这样奖下去，家里伙仓怎么开！父亲却坚定地对我说：“别听你妈的，你继续写，我继续奖。”一天晚上，我听到父亲轻声地对母亲说：“我们这辈没念过什么书，要让孩子这代多识字，只有多识字将来才有出息……”这就是我的父亲。
参加工作后，我开始尝试向广播站投稿。上世纪70年代，广播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工具，每个生产大队几乎在田头都装有高音喇叭，县里、公社都有广播站，每天早中晚播出当地的新闻。为了多写稿，下班后我经常到一些工厂、单位去采访，稿件的录用率比较高。公社广播站见我投稿积极，还聘请我为特约撰稿人。
我女儿一岁半时，持续多日发烧，每天高烧达40度，不吃不喝，还时而抽筋发抖。虽四处求医，可始终诊断不出病因。后来，听说不远的青浦县华新公社有位名叫蒋卫邦的老中医很有本事，我与妻子当即抱着女儿前往求医。经检查，蒋老先生诊断我女儿得的是伤寒症。临走时，我拿出10元钱感谢蒋老先生，他不仅分文不收，还拿了2瓶盐汽水给我们：“孩子的病不能再拖了，你们赶紧去配药！”
为感谢救命恩人，我写了一篇表扬稿，投给对方的县广播站。想不到第二天就播出了。那天风特别大，又是顺风，虽然相隔有二三里路，可我仍能清晰地听到女播音员那甜美的乡音……
80年代初，报纸事业重新焕发了青春，新报如雨后春笋破土跃出，原来停刊的报纸也纷纷复刊。我一口气订了20余种报纸，并根据各报的特色和要求投稿。我写的第一篇稿子，题目就是《我国兴起集报热》。可能因为这是我自己最亲身的经历吧，稿子很快就发表在某省一家市级报上，让我尝到了甜头。
改革开放，新气象比比皆是。我因此写了许多人物类和科技生活类稿件。一次，我听说马陆乡一位农民在承包的茭白田里发明了养鱼、养螃蟹的立体种养法，于是利用星期天，先从黄渡乘公交车到县里，向县团委书记借了辆自行车，再骑往10公里之外的现场采访。最后，稿子被全国一家较有影响的报纸采用了。一度，人工海蜇皮很吃香，我就通过采访一位专业户，写了一篇《怎样制作人工海蜇皮》寄往外省一家报纸，文章见报后，当地一家食品厂决定试投产，还邀请我去做顾问呢。
那时写稿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脑，都用钢笔或圆珠笔一笔一画写成。可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特别喜欢写繁体字，为此闹了不少笑话：大多编辑都错把我当成老人，来信时称我为“刘老先生”！
轻骑跑遍基层
2003年，我原单位转制。恰逢镇里正在组建镇报，我得知消息后当即拿了一本厚厚的剪报簿（里面都是我近年来发表的新闻作品）前往应聘记者。从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小镇记者”。
为了能够不断寻找到新鲜素材，一有空，我便骑着一辆轻便摩托车——同事笑称“插屁车”——穿梭于全镇每个角落，仿佛一只贪婪的小老虎，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四处寻觅可口的“食材”。
一天我去“兜风”时，碰到了一位熟人，他说这几天正忙于女儿的婚事。我问他办在哪家饭店？他说在村里的宴会厅，那里收费低，服务一条龙。过去村民办酒水，苦得要命，要向邻舍借房子、借桌凳、借碗筷，还要竖桩搭棚。现在在宴会厅办酒水，可以请人或自己买菜烧菜，费用只抵饭店的三分之一，连街上不少青年人都被吸引到了村里办酒水。这是桩新鲜事！我赶紧采写了一篇《城镇青年时兴到乡村办婚礼》，刊登后社会反响很好。如今，我们镇每个村几乎都建造了宴会厅，甚至有的居委也因地制宜开设了一些小型便民宴会厅。
一次下乡途中，我突然发现泥冈村第二和第六村民组上空飞着一群群鸽子，顿觉好奇。一路寻去，原来是村里两位老人养的信鸽。老农养信鸽，听了就新鲜，我当即和两位老人聊开了。他们告诉我，他俩从小生活在这个村里，都喜欢养鸽子，不过以前养的都是肉鸽，主要是为家里换一些小菜铜钿的。改革开放后，他们萌生了饲养信鸽的念头。信鸽，是城里人“白相”的高档门类，这一大胆的“改革”，能成吗？多年的经验可不是白搭的，很快，他们的信鸽因选种优良、饲养得当，在多次比赛中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如今两位老人早已加入了区和市信鸽协会。我据此写了篇题为《乡下老伯玩信鸽》的稿子，发表后在老年朋友中引起了共鸣。
有时“串门”，会发现一些问题，我都及时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有次，我正“突突突”地开着“插屁车”，几位大妈一看到我，就高声喊了：“这不是刘记者吗？快停下快停下！”我一停下，她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开始“吐槽”。原来，她们家河对面最近冒出了一个生活垃圾堆场，臭气熏得她们连窗门都不敢开。“你可得替我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啊！”大妈的“热情”真是让人招架不住，我跟着去看了现场后，便向有关部门作反映。很快，垃圾堆场被清除了。后来我又经过那里，大妈们看到我，又“哗”的一声围了上来，左一声谢谢，右一声谢谢，说我为她们办了桩“天大好事”，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跑基层，跑出了甜头，跑出了瘾头，我连每年的国庆、春节期间也从不间断，我把它当成长假中的“乡村巡回游”。去年国庆期间，我曾用3天时间，一路兜了30多个村子……
骑着“插屁车”，我还时常变身“街头推销员”。每次出门，我都备足了名片，凡能搭上话的都发上一张，请他一旦发现“奇闻逸事”及时联系我，这样，发展了一大批通讯员、报料员。别小看这个土办法，作用挺大着呢。新闻，要的就是“速度”、“广度”，这批好朋友就是我的“财富”。所以我对他们也毫不吝啬，他们提供的线索，除报社应付的稿费外，对重大价值的新闻，我都会自掏腰包，额外奖励。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与众多百姓的接触交流中，我学到了大量流行于当地的生动口语、俗语和谚语，写稿时尽可能地引用，文章就更接地气了。经领导同意，我在版面上开辟了《老刘走基层》栏目，采写来自基层一线的最新报道。栏目开出后，许多人看到我就打招呼：“老刘，你又来走基层啦！”
心有余悸胆子大
不过，凡事也不是都那么顺利的。吃闭门羹，也是记者的“必修课”。遇到这种情况时，面皮一定要厚，要学会“磨功”。
一次我去采访某洗衣店店主二十多年来拾金不昧的新闻。那是个下雨天，我来到店里采访，可对方极为低调，表示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小事，不值得宣传。问来问去，他就是不吭气。尴尬之下，我只好收起笔记本，与他聊起了家常。第二天又是一个雨天，我再次到他店里拉呱。这次我故意淋得湿漉漉的，来点“博同情”。聊开了之后，他终于答应接受采访。我这才掏出了怀中的笔记本。第三天，我把样稿给他看了后，他表示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还主动为我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
当了多年的小镇记者，亲身经历了不少突发性新闻，有些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2004年8月16日中午11点45分左右，东街村遭受了一次历史上最强烈的龙卷风袭击，村里20多处房屋破毁，还引起5条220KV线路跳闸，造成嘉定、普陀、静安等几个区域停电。闻讯后数分钟内，我和另一位摄像记者赶到了现场。只见眼前到处是塌落的瓦砾，庄稼被连根拔起，高压线上挂着一张张扭曲的彩钢板，河面上漂浮着油桶、树木等。当我路过一家企业门口时，不锈钢栏突然倒塌，幸好我跑得快，脚才没被压着。当我赶到另一处房前查看情况时，只听见一声轰响，原来是身后屋顶塌了下来……当天，我一直坚持采访到晚上9点半，高压线基本恢复后才回家。
这次采访，让我的胆子渐渐变得大起来。2009年7月2日中午时分，我接到“眼线”报料，称城际铁路南翔段某工地发现了一座明代双人古墓，下午2点左右开棺。我立即骑着“插屁车”一路问一路赶到了现场。那天热得人如在火里烤，离开棺还有一个多小时，四周没有遮阳的地方，我只好在烈日下暴晒硬等，身上衣服湿得像“豆腐衣包肉”。好不容易等到开棺，我急忙拿着相机冲到离棺椁一米的地方紧张拍照。由于缺乏经验，没戴口罩，现场一股股浓烈的腐霉味直冲脑门，我差点把隔夜饭给吐出来。我咬着牙，拍摄到了开棺后墓主人躺着的完整照片，第二天被独家刊登在《新民晚报》上。回家后，我感到身上火辣辣的刺痛，在镜子前一照，通红，有的部位还脱了皮，就像刚染的红壳鸡蛋。更难受的是，白天开棺的场景老在我眼前晃动，尤其一想起那浓烈的腐霉味直吐酸水，那天的晚饭就“省下”了。
还有一件事，回想起来还是有点佩服自己的胆气。2010年8月27日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10点左右，我的手机突然响起，原来是许家村村干部徐先生打来的，说他们村里有位外来女子，半小时前在地里收菜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了，问我来不来采访？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硬硬头皮，回答说马上就赶到。风大雨大，不到半路我已全身湿透。到了现场，村干部和家属已将尸体抬到了垃圾房。我用打火机仔细查看死者，微弱的光线下，只见女子睁着可怕的双眼，头顶有一条十多厘米长的雷击出的凹线，头发都烧焦了。垃圾房里又热又臭，蚊子一个劲往脸上撞，我管不了那么多，在黑暗中向死者丈夫了解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家。事后，不少人问我，你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害怕吗？我回答：不怕。但说老实话，我心里还是发怵的。可是，该上就要上啊，职业精神嘛。
妻子和我“分居”
当小镇记者以来，我写了大量的稿子，平均每天一至两篇。除镇报外，每年还有200余篇稿件被区级以上媒体采用，文中的一些主人公如桂建明、刘俊堂、钱荣兴、王济仁、张彪等还先后荣获了“上海好心人”“上海十佳优秀志愿者”等称号。其中，《三老太陪练“撑起”瘫痪邻居》一文，获得了2009年度、2010年度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新闻奖二等奖。
多写稿，就得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我而言，白天采访，晚上“开夜车”赶稿早已成了家常便饭，经常写到凌晨二三点甚至天亮。对一些突发的社会新闻，不管时间多晚，我一定做到当天采访当天完稿，决不拖到第二天让它变成“隔夜新闻”。都说过去农民农忙时要从清晨鸟叫干到半夜鬼叫，我又何尝不是呢！因此，妻子一直讲我是“夜游神”。
前些天，我要写一篇有关人物专访的稿子，原来安排提前几天采访，可是主人出差了，要晚几天回来，我只好等到截稿前一天才采访到。为了赶稿，当晚我一头伏在了电脑前。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妻子推门进来问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你还在写？”我抬头一看，窗外天已大亮，再一看手表，已是第二天的清晨6点。
我还有个坏习惯，就是在写稿时喜欢抽烟，而且越写越抽得厉害，时间一长把家里的塑扣墙板都熏黄了。妻子睡眠本来就不好，夜里亮着灯再加上“烟熏火燎”，更睡不着了。长此以往，怎经得起这般折磨？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分房而睡……
妻子一再劝我要劳逸结合，要少熬夜少抽烟，我也感到，年纪越来越大了，确实该将此事纳入到议事日程来考虑了。前者做起来相对容易，而后者可能要困难些，我毕竟是个有着三四十年历史的老烟鬼。而且，职业规定了我一时半会还不能说改就改。看来，要重新和妻子“同枕共眠”，得等退休之后再说喽。
如今，我们编辑部里的老同志都已退休，新增了不少年轻人，我是唯一的“小老头”。年轻人多，氛围就不一样，年轻人活泼好动，头脑活络，工作时冲劲足，闲时快乐地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我也喜欢跟他们不分轻重地开开玩笑，捣捣糨糊。我原来用电脑比较生疏，碰到问题总是抓瞎，他们便一一耐心地教我。他们还主动帮我分担每期的电脑排版任务，下雨天甚至经常开车送我回家……去年，我在医院做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手术，这帮“阿弟阿妹”知道后，凑在一起每人向我送了300元的“慰问费”，令我很是感动。看着这些年轻人越发走向成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我打心里儿感到高兴。新闻事业，后继有人！
小镇记者，辛苦而平凡。每当一个新闻事件通过自己的笔见诸报端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得到读者肯定领导表扬时，我感受到深深的喜悦与快乐，更感到担负的是一份责任，挺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