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龚鹏程的两部文学课讲义——《有文化的文学课》及《有知识的文学课》）——在我看来或不妨说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外两篇。

　　所谓外两篇，当然没有轻忽唐突之意，只是说这两份讲录恰可用为《中国文学史》的某种补充，是其“文字、文学、文化”结构说的一份展开。二书序言中，龚先生多次强调“文学是人文活动之一端，它有具体的人文脉络，成于特定之社会文化中”，而自近世始，学科分化以致论文学者或仅能就作者生平、篇籍流传时加考证，或单纯作章句文辞之赏析，太过集中于作品本身，轻忽作者与其时代，加以文史哲早已分家，则更不免僻陋之讥。因此，纯文学研究虽于作品文学性多有阐扬，但矫枉过正，见木不见林，或沦为一种窄化内缩式的文学研究，无法照见文心之全体。

　　故此，出于将文学活动置于整体中国文化视域中加以考察的初衷，两本讲录并未注目在典故的释解、字词的揭晓、作家的绍介之类通常文学课所关注的内容，而是分别就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与日常生活之关涉这两大方面恢拓延展，儒释道并四部经籍，书画曲并草木虫鱼，家国天下并岁时人文，彼此勾连，互为骨血，综括复合地来谈论文学，好比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汗漫游。

　　西方文学是否也可如此讲，我不确知，但至少这种讲法使我们回到了中国文学的本义。盖中国文化里的文从来非仅指文学，“文”之本义乃纹采之谓，后由鸟兽错杂之“文”推及天地山川之“文”，最终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用指涵括文字、礼乐、典制等一整套富含人文意义的社会建构。文既如此，“文学”亦然。文学一词的本义乃册籍、学术之义，及至刘宋设“文学”一科，始与今日文学观相近。综括言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章、文学、文化、人文等义往往牵连并举，现代观念中偏于审美抒情一面的文学之义，只是这些意涵中的一个子项，并不能完全用为对应。

　　因此，龚先生的文学课非但不是庞杂无端，相反恰合中国文学的本义。我们由此知道屈原《天问》在究心天文星象之际，以天文变化发端起兴，借天象运行讲述宇宙人生哲理，下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的《天论》、《表夏》之类，沾溉后世文学实多；古人地理风土之作，多录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诸事，增广闻见之外，亦如吕叔湘《笔记文选读》所言，“不独考索史事者资为宝藏，亦都市文学之滥觞也”；而古人出离本乡四处漂泊的行旅生涯，又自《诗经》始流变为后世行旅文学以及闺怨文学，歇脚停宿的驿站客舍则生出古典文学中的驿站题壁诗，后世游历者日益滋繁，山水诗大兴，各类游记洋洋大观，更皆可从这一统绪中来加以把握。换言之，当我们不为近世纯文学观所囿，有意识地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来考察中国文学，势必能对中国文学驳杂多方的特质多一层了解，由此放宽考察中国文学的视界。

　　而如果说龚先生的讲录以多样丰富的文化知识让我们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之本义，那么是书的另一大特点则可说是在文学课之余，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文人课。

　　前述中国社会有浓重的文学崇拜，则文人阶层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表者。按照龚先生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里的说法，文人阶层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文学却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有物，文人意识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意识”，尤其宋元明清之际，社会风尚日趋文人化，喜庆贺词、哀丧挽联、戏文酒令、字画印章，无不充溢着文学化的趣味意识，合力营构出一个文学精神的共同体。

　　而这也就提醒我们不独不能全然套用近世纯文学观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学，甚至也不能断然以今日之作家身份来对比古时中国文人。讲录特设专章讲解饮茶、饮酒与中国文学、文学中的农事与食物、亭台楼阁与中国文人的居住理想、花草意识与词体的关系、书法与诗法、文学与音乐的亲密或疏离等主题，固是因这些都已是讨论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但若从文人角度加以观察，则上述内容恰正体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意识。饮茶喝酒、弈棋吟曲、莳花弄草、书法绘画乃至博物志怪、谈禅说玄、流连平康之类，看似与文学无关，但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却每多赖此。若于此道一窍不通，则集部之内不少东西就未必明白，更亦无法了解中国文人之知识养成与品格情趣。故此，我说龚先生在文学课之外，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文人课。

　　在博闻多识、知情识趣的文学课、文人课的基础上，讲录亦不妨视作一堂灵动具体的文化思想课。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文历史多年培植的一朵粲然之花，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考察中国文学，可深入触知这些花叶的纹理、色泽与形质，那么反之从枝叶的华美沿波讨源，也可能抵达历史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