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夜光杯”，秉持普及国学知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宗旨，于2008年开设“国学论谭”专版，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关注。所刊文章，迄今已达200多篇，可以说是蔚成大观。为了便于保存和阅读，读者吁请裒成一集。事竣，编者希望我这个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整理、出版的九四老人，对于现在比较热门的“国学”说点认识，以利读者解读。我是非常乐意为之的。我想起了曾经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做过一篇导读文章。如今翻检出来，感觉自己对“国学”的理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以为对于现在有兴趣的读者还有一些帮助。因此，对这篇文章加以梳理一过，作为这本《国学论谭》的弁言，以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和传播我们的传统经典文化。

　　著名学者、文学家朱自清（1898-1948）的《经典常谈》，是一部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学习传统文化典籍（也叫国学）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这部书所说的“经典”，其涉及的范围较广，不限于传统的“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经部书，也包含了经、史、子、集四部在内所有可称“经典”的著作。这本书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第一是初学者，对初学者特别有用，因为所讲的都是最基本最精要的传统文化知识；第二是对已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也有很大用处，因为它指引由此循序而进的学习途径与方法；第三是对学已有成的读者，也有很多的用处，因为这是作为一代学者朱自清对传统文化典籍研究的一个总结。

　　朱自清先生写这部书的出发点，我想也应该成为《国学论谭》编著者的共识。《经典常谈》不用“国学”名字。朱自清说：“‘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渭‘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他也不赞成用“国学概论”一类做书名，因为“‘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但本书内容，除了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另外关于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诗人等，也在介绍论述的范围之内。又是书，又是人，都得评述一番，放在一本小册子里，当然也只能“都只有一点儿”。但如何掌握这“一点儿”，使之恰到好处，就要看写作者的学术功力与水平。

　　通俗化，就是普及化，是把某一门较深奥的学问，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文字讲解出来，普及给大众，让大家看得懂，发生兴趣；并且由此作为阶梯，逐步升上去，作更高一层的探索。

　　通俗化是传播各种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俗化的工作，看看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常常吃力不讨好，或有力使不好。这需要社会的提倡，尤其需要有学界的有心人和热心人。但光有心不够，光有热心也不够，还必须是这门学问的行家，必须写得出生动流畅的文章。具备此三者写出来的通俗学术读物，方可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文以载道，道借文传，受到大众的欢迎。

　　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一股脑儿反对读经，走极端，弃之如敝屣，造成文化的断层，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这却是五四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经典训练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朱自清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所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所说的“接触的义务”，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他把经典训练提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中国人，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

　　朱自清通过《经典常谈》一书，提出经典训练这个问题的时候，离开五四运动还只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已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在，离开五四运动九十多年了，中间经过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所有传统经典被一扫而空，已不仅仅是有无经典训练问题了；影响所及，虽有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学热”，但浮在表面者多，赶时髦者多，而注意基础训练者少。所以，朱自清先生提出经典训练的重要性，依然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朱自清先生所运用的重要的通俗化手段，是围绕经典这个主题，从大量有关的史事史话中，选择融合最重要的部分，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因为史料太多，所以必须加以选择；又因为经过筛选的史料，不能原样照搬，还得融会化解，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合。这一通俗化的手段，便是一改写，二翻译。改写主要用于史事叙述方面，翻译主要用于人物对话方面。

　　大约朱自清在昆明写作本书的同时，范文澜在延安集合了几位青年史学家，开始写作多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对史料的熔铸提炼，基本上也采用改写、翻译的办法。不仅所有人物谈话用白话翻译，连诏令、制策、奏章也改成白话，作为历史书通俗化的尝试，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南北呼应，不谋而合，都是具济世胸怀的学术有心人，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做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拿到的这本《国学论谭》在运用通俗化的手段上，与朱自清当年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朱自清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器度，可以四字尽之：平和宽容。他们即使学术观点对立，争论激烈，各不相下，亦必相互尊重，不挟嫌排挤。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胡适、傅斯年力排众议，推举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然，郭沫若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这就是学者的风度。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时，知识界已普遍受到左倾影响，表现出激进的倾向，右翼的胡适首当其冲，他的一些著作不受重视，甚至令有些人不屑一顾。但朱自清却能保持独立精神，不作左右摇摆。如《诗》一章，论杜甫的诗，即引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话：“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情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其中单引号中的话，就是引用胡适《白话文学史》对杜甫的评价。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里，也不用流行的术语，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到《西游记》只说“以设想为主”，说到《水浒》《红楼梦》只说“是写实的”或“写实的作风”。对古典文学作品务求实事求是评论，不乱贴标签，这是务实的学风。

　　我们读一本书，一方面固然希望这本书有独立的见解，予读者以新知；但是另一方面，读者自己也必须保持或学会一定的独立判断能力，不妄信，不盲从，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提错了也不要紧，承认改正就是，但得到了思考问题的训练。

　　经典中还有许多问题可待继续研究。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一劳永逸，不用再动脑筋，学问也就停止了。我以为，这也就是推出这本《国学论谭》的一个出发点。

　　七十多年前出版的《经典常谈》，和现在出版的这本《国学论谭》，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写作风格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在普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方面走的路子是一致的，在求真务实的学风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我相信《国学论谭》的出版，对于更好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2015年7月15日，于上海

　　（本文为《国学论谭》一书的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