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妻贤子孝’乃人生晚年的最大幸福”。我虽然颇有同感，又有说不出的苦恼。

　　苦恼盖因我的抽烟爱好所致。因妻太贤，每天总劝我快把烟戒了。因子太孝，每逢周假日会送很多高档保健品给我，但从不送一条香烟，说是为了老爸的健康。

　　说起来，我有二十五年的烟龄，抽遍了上海市场上所有品牌的香烟。烟量很稳定，每天半包，意志很坚定，从没想过戒烟。自以为抽了这么长时间的烟，身体已经适应了，突然戒烟反而会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平时喜欢译书写作，早与香烟结下了不解之缘。想想吧，在袅袅上升的烟气中，突然心有灵犀，文思泉涌，该是多么的惬意，多么的欣喜啊！我深知抽烟的害处，又不能忘却尼古丁对我写作的巨大作用，在反复的纠结中没有下决心戒烟。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我在家抽烟的环境每况愈下。先是逐出大厅去厨房，继而从厨房赶到阳台。今年开始，妻又规定我必须到室外抽烟。于是，我每每若丧家之犬，为了抽支烟，不得不跑到小区的花园四处溜达。

　　在溜达的时候，有幸认识了三个和我同样境遇的“流浪烟民”。大家都是“离家沦落人”，不免有些相濡以沫之感，加上爱在小区散步的老李，正好凑成“四个半”（老李已经戒烟，但爱拿着烟斗显摆，又乐于和我们这帮烟民为伍，所以称为半个）。由于这个“半”，使人自然想起当年的“二十八个半”，有好事者戏称我们为“布尔什维克”。开始听了有点惊愕，仔细想想也对，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大多是些烟不离手的瘾君子，斯大林抽着烟斗指挥千军万马的英姿更是一个帅。

　　不过，虽然有着光荣的历史传承，我们在外抽烟的境况也不妙。平时聚集的“老年之家”不能去了，居委会的干部明确通知我们屋内不能抽烟。小河边的“雅趣亭”也不让抽烟，据说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一致反对的结果。即便站在路边的烟筒旁抽烟聊天，那些路过的小区居民也会掩着鼻子远远避开。

　　在老李的提议下，我们四个烟民终于一致同意戒烟。为了表示决心，我把珍藏的几条好烟统统送人，家里的烟具也全部扔进了垃圾箱。戒烟了，虽然有些不舍，有些难熬，心情却大为轻松。看到小区内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景象，我由衷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