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贻钧先生是新中国交响乐的奠基人之一。但这位德高望重的指挥大家，在“文革”动乱中，也未能幸免，受尽了屈辱。1976年的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年届花甲的黄贻钧重新出任“上交”团长兼首席指挥。但此时的“上交”正百废待兴。过去的乐团里，指挥一职，曾人材济济，而今只剩黄老“光杆司令”。新鲜血液急需补充。

　　正当黄老四处打探、寻觅自己合适的接班人而一时还无果之际，上音的钢琴教授张隽伟引荐了一位年轻指挥侯润宇，让黄老眼前一亮。

　　极具音乐天赋的侯润宇，年少时就夺得过云南省钢琴大赛桂冠。他为了心中更大的音乐抱负，十三岁就迢迢千里只身来上音求学。先修钢琴，后攻指挥，成为留苏指挥大家黄晓同教授的高足。

　　侯润宇大学毕业，正逢“文革”初期。他因专业出众，而有幸成为新组建的“五·七”音训班管弦乐队的指挥。在此期间，侯润宇有了大量乐队指挥的实践，他不仅熟悉了国粹京剧的音乐，还用更多的时间去研读、背诵许多著名古典交响乐的总谱，这也为他日后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指挥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贻钧与侯润宇的第一次约见，是在黄老家的客厅。大家一番寒暄后，就直奔主题。侯润宇应邀即兴弹奏了贝多芬整套的钢琴奏鸣曲《热情》。他娴熟无瑕的演奏技巧和对作品深刻独到的诠释，令黄老心中暗喜。由于两人的人品、性格和对音乐的理解、追求相似，因此，有许多聊不完的话题，大有一见如故又相见恨晚之感。

　　不久的“八一”建军节，黄老又专程去上音大礼堂现场观摩、考察侯润宇驾驭乐队的真实能力。不知情的侯润宇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地指挥着“五·七”音训班的大乐队，演奏管弦新作《八一交响诗》和钢琴协奏曲《黄河》。

　　侯润宇的指挥，严谨工整又不失激情洋溢。他掌控的乐队，无论在乐曲的布局，还是乐队演奏的表情、音乐的速度和强弱的对比等等内容的处理上，都拿捏自如、成竹在胸，有不凡的大将气度。

　　几天后，侯润宇就被借调到“上交”，单独担纲几台中外交响音乐会的指挥。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格外珍惜。为此，侯润宇对所有即将上演的作品，仔细斟酌，反复推敲，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还多次去黄老家求教。黄老对这位才华横溢又好学不倦的年轻人非常看好，毫无保留地把这么多年的指挥心得和对音乐的见解，和盘托出。黄老还特别告诫侯润宇：任何一个好指挥，在忠实表现原作的前提下，都应有自己鲜明诠释、处理作品的风格。因为指挥的个性和艺术造诣，直接影响作品的再现，更影响乐队的特点和整体水准。黄老更强调：我们中国指挥，尤其在诠释外国经典作品时，千万不能依样画瓢式的硬搬模仿，而要显现我们民族的气质和情感，更要展示中国乐队独有的演奏特色……这些发自肺腑、醍醐灌顶般的教诲，无疑成为侯润宇艺术人生的座右铭。

　　小试牛刀的侯润宇，在几场音乐会成功打响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上交”的常任指挥。从此，他协助黄贻钧先生，为打造中国第一，亚洲一流，世界先进的“上交”而倾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