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发前往德国采访之前，记者就对德国历史教科书究竟如何描写二战历史十分好奇，更想了解德国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态度。

　　所幸的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的帮助下，7月上旬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在安静的奥格斯堡街头，新民晚报记者见到了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系历史教育学首席教授、国际历史教育协会主席苏珊·波普。曾经参与东线作战的父亲的经历促使她选择将历史教科书以及与教科书有关的争议作为研究对象。

　　虽然外界对德国在战后的表现评价很高，但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波普教授却有些担忧。在她看来，很多德国人依然只看到战争给自己带来的不幸，更不了解中国、韩国在东亚战场的遭遇。而年轻一代德国人“事不关己”的态度，以及一些正直的日本教育家在国内地位下降的情况更令她忧心。

　　父亲是勃兰特的粉丝

　　在奥格斯堡一家安静的小酒吧里，我们的采访开始了。波普教授拿出记者此前发过去的采访提纲，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显然她是有备而来。

　　“都是很好的问题。”波普擦着汗、讲起了年少时被迫参加东线作战、饱受内心折磨的父亲的故事。她说，被征召入伍、前往战场的那个9月，父亲年仅17岁。残酷的战争甚至没允许他上完最后一堂课。“后来他被送到了苏联。”波普说，父亲被迫加入了第六集团军。提到这支部队的构成，她有些痛心：“士兵都很年轻，大多十八九岁的样子。”

　　也正因为父亲的二战经历，波普教授对那部1959年上映的德国电影《最后的桥》印象格外深刻，“我认为这是我们关于二战历史最棒的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1945年4月，7个十几岁的少年被组织起来顶替意欲撤离的德国士兵，去守卫位于家乡小镇的一座桥。在纳粹流血即荣耀的思想鼓动下，这些少年竟然毫无畏惧。波普说，父亲参战那时也才17岁，因此影片让她深有体会，“我看着他们如此笃信纳粹的一套说教，却最终战死”。

　　所幸的是，波普的父亲在战争中只是被捕，甚至没有受过伤，并且于1946年回到德国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战争却留给他难以愈合的创伤。“父亲一度情绪低落，常常梦到战争。”当波普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开始将自己在战场上见到的那些残酷无情讲给女儿听。“他告诉我们，俄国人是善良的。他甚至开始学习俄语。”在父亲看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犯罪，不仅仅是对俄罗斯人的犯罪，也是对人类犯下的罪。

　　所幸的是，尽管经受了二战带来的磨难和内心的挣扎，波普的父亲还是有幸在过世前见证了德国与波兰的“冰释前嫌”。“他是维利·勃兰特的粉丝。”波普说。

　　缺少二战的亚洲部分

　　“父亲的讲述显然与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完全不一样。”波普说，在她念书的时候，“俄罗斯人都被描绘成十分原始的人，而共产主义则会被说得很坏”，而她对此并不认同。

　　为了真相，波普开始钻研历史。国际历史教育协会的会议让她有机会接触各国的历史研究者，并了解到更多无法从德国教科书中得到的信息。“我在战争结束10年后出生。也许我没有责任，但我的父亲和国家参与了战争，我得让别人知道我了解这些，而且有兴趣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是我研究教科书的起点。”

　　如今，德国学校里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不再像过去那样反映出那么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更注重让学生了解二战爆发的真相，从而自觉地对纳粹主义思想“免疫”。波普教授介绍说，二战历史是当今德国历史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重中之重。从纳粹党的兴起、希特勒掌权，到战争爆发、屠杀犹太人，图文并茂。课本甚至配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节选，要求学生从中概括反犹主义的内容，思考为什么纳粹思想会吸引那么多人的眼球。配合教学，教师们还会带着学生前往达豪集中营或是纽伦堡审判法庭纪念馆等参观，感受历史的沉重。

　　但波普教授对此并不满意。她承认，自己曾只知道中国卷入了二战，但对发生在中国的灾难知之甚少。十年前，她与孟钟捷教授的一次会面让她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孟教授看到德国教科书列出了各国的二战受害者人数，但中国却在这份名单中缺席，他对此表示难以置信。“二战是德国历史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主题，但在亚洲的战争部分一直缺失。”波普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整个欧洲关于二战历史的教学都存在这个问题。

　　忧心年轻一代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人对二战的态度正发生着改变。

　　老一辈人经历过二战，所以对战争的记忆十分清晰。比如波普的母亲，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才18岁。而波普这一代人则通过父母了解二战。“我们分成两派，一派对过去很感兴趣，而另一派则不愿意听。”波普说，父辈们大多卷入了那场战争，但他们往往只给孩子们讲他们的“冒险”故事，“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很难对战争有清楚的认识。”而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战争就是历史课堂上一而再再而三讨论的话题，是电影的主题，“但他们不会再就战争提问，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但年轻人的不关心仅仅只是让波普有些担忧的一个方面。父亲曾告诉波普，德国对苏联、波兰发动的战争是残忍的。“德国军队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杀人机器’。”然而，关于究竟应当如何记忆二战、如何对德军当时的所作所为定性，依然在德国争论不断。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人还确信德国军队、德国士兵是正确的，他们做了军人该做的事，他们跟纳粹发起的这场种族屠杀计划无关。但那不是事情的真相。”波普认为，这样的说法也许只在西方战场说得通，因为希特勒认为法国和北欧国家的人属于所谓的“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而在东方战场，斯拉夫民族被当成应当被消灭的劣等种族。

　　波普有些忧虑地说，很多人至今仍无法接受二战期间德军犯罪的说法，他们记住的仅仅是战争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他们从来不考虑战争对别人意味着什么。提起战争，他们想到的只是英军或美军投掷的炸弹，或是德国人被迫离开故土。”

　　受害者不能停止敲打

　　国际历史教育协会也有许多来自日本的学者，波普也常常与他们交流。“他们来自反对党，也曾为中日和解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告诉我，日本许多学者也为政府不愿表示任何道歉的意向而深感痛苦。”波普为这些日本学者的处境感到忧心，“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大学里的地位越来越低，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会这样。”

　　波普说道:“历史为我们展现了很多例子。古希腊、罗马历史、或者是美国国父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爱自己的国家，但应当足够智慧和愿意了解它曾经犯下的错，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做准备。如果你不了解为什么曾经会犯下这么可怕的罪行，你就永远不能确定这就是爱国主义。”

　　“不能正视错误，就是最大的错误。”波普认为，面对不愿意正视二战历史、不愿意承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日本，中国不能停止敲打。“那些深受伤害的人在等待他们承担责任、出面道歉”。虽然，痛苦终究会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消解，“但受害者不可能叫停”。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能力看清曾经的所作所为，接受事实，那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便是“可怜的人”。“即便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你还是必须偿还这一切，因为社会不会允许。”

　　针对中国的处境，波普认为，如果对方不能了解你的痛苦，那你也无法改变，“毕竟总不可能再发动一场战争”。她对新民晚报记者说：“可以不要责怪，但可以要求对方在言行上尊重你。波兰、俄罗斯都曾要求我们尊重它们的态度，而很庆幸的是，我们有维利·勃兰特。”

　　“我认为，也许我并不是最合适来讲这些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人必须承担起他祖国的历史责任，尽可能理清对历史的认识。其次，如果你犯了错，你一定要与对方交流，告诉他们你尊重他们，你感到非常抱歉。即便不能改变什么，你也应该向他们展现友好和解的善意，改变错误的观点，向好的方面发展，试着去了解别人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我认为，这是人类应该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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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编历史教科书

　　一战结束不久，就有学者提出德法应着手就历史问题达成共识，而最好的“入门”方案便是合编历史教科书，改变学生的历史认识。当时，正值欧洲和平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风潮，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下解放教科书”也是其主张。

　　但二战给了和平运动致命一击。直到战后，两国历史老师开始接触。1951年，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成立，成为推动德国开展历史教科书撰写的联络机构。

　　1954年，德法缔结双边文化协定，决定改善两国教科书：在各自法律范围内，尽可能促使其所有教育机构关于对方国家的问题进行更客观的描述，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排除感性的、可能有害于两国国民之间良好关系的评价。为了“客观描述”，或者说修正过激观点，两国历史学者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每年召集两国历史教师开会，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德法才开始在本国历史教科书里增加介绍对方历史的内容。

　　2003年，德法通过政府层面的推动成立了一个20人咨询委员会，着手起草共同历史教科书教学大纲。一套“讲述欧洲历史的教科书”三卷本历时五年，在2011年完成。但合编历史教科书主要在德法边境地区的少数学校使用。还有一些学校只是把它当成语言课本。

　　波普教授说道：“联合编纂教科书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不是适用于各地的通用方式。”尽管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也在试图合编教科书，但形式有些特殊：书页分为三栏，中间一栏留白，两边展现双方的不同观点。“这样也不好，还是自说自话，会让学生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