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妨补上一段材料。1937年10月，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呼“三月亡华”的猖狂岁月，美国学者沃尔特·H·马洛里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中国为何难以征服》，通篇4000多字的内容四分之三都在讲述“中国极弱，日本极强”，但他在最后部分引用自己早年探访北洋政府将领蔡廷干时的一段对话：

　　“中国的分裂和动荡局面还会持续多久？”

　　“不会太久，也许要100年，但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这真的不算很长。”

　　正是在这里，马洛里得出了结论——如此坚持信念，愿花百年时间来争取最后胜利的民族，又有什么敌人是他们无法击败的呢！

　　是的，真正的伟大，必定永恒于自身——抗战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民族精神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源于我们祖辈对这片土地、这份文明的热爱，正如马洛里提到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讲究“止戈为武”，他们生性平和，厌恶战争和武器，但在民族存亡之际，只要得到正确的引领，同样可以成为无畏的斗士。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战斗，已经充分表明中国人在保家卫国时绝不含糊。日本决策层应当认识到，任何侵略者，都不该选择中国作为对手，因为后者最擅长的就是持久战。

　　当然，靠坚持赢得的抗战胜利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敌人的送命，每一寸土地的收复，都是中国军民付出极大伤亡获得的，所以每一种讲述都要负责地让受众正视历史，这关乎今天的人能否理解历史，明白那份坚持，那份忠诚。吴健

　　“抗战珍存展”参展者自述

　　陈乾康：父亲自沉巨轮阻敌报国

　　我的父亲陈顺通，于1930年在上海创立独资的中威轮船公司，抗战爆发前，其公司成为当时四大轮船公司之一。此时，公司旗下的“顺丰轮”、“新太平轮”在抗战前已租借给了日本公司，日方以种种理由不继续履行租船合约。陈顺通实际掌控的轮船只剩下“源长轮（3360吨）”和“太平轮（3550吨）”。即便如此，我父亲还是将他所剩的仅有2艘轮船用于抗战。为防止日本舰队溯江而上进攻南京，“源长轮”于8月12日，同其他20多艘船舶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1939年6月28日，“太平轮”也以“自沉”的方式阻敌。自沉轮船等于自毁家业。在父亲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富。

　　叶绥中：徐悲鸿喜极而作“喜上眉梢图”

　　我父亲名叶凯，8·13抗战后离开上海，到云南滇缅公路局工作。

　　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国民党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英美同盟国要支援中国抗战，物资都必须通过滇缅公路运往国内。

　　1942年，国内抗战激烈，徐悲鸿从南洋回国抗日救亡，途经滇缅公路局，正好父亲接待了他。4月18日，听闻美国飞机轰炸东京，大家为这个好消息兴奋不已，徐悲鸿大喜之际，当场画了幅喜鹊报喜图，并在上面题字，送给父亲作为纪念。　　 

　　相关链接

　　从市民之中征集而来的实物，汇聚而成“抗战珍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市民史料实物收藏展”，正在市群艺馆举行，近百位市民以及收藏家送来展品，展览共展出近800件抗日遗存。主办方旨在通过这个展览，丰富对抗战历史的平民记忆。本次展览至9月13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