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陈友礼复述70年前部队长官的姓名，我不由从心底叹服老人记忆力，因为他说的这些姓名完全无误。据《第五军战史》中记载，1943年初驻防昆明的第5军的确有过一次人事大调整，第200师的人事调动正如陈老所言，高吉人升任师长，600团团长起初由刘少峰继续担任，而陈老口中那位姓董的团长应是指不久后继任团长的董翰。第600团第3营营长的确姓苗，全名为苗中英。按照现在认证老兵不成文的章法，在一个老兵的口述回忆中，能够将长官姓名精确到营一级且无误的，那就基本可以确定其抗战老兵的身份了。

　　松山之战质疑与释疑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强渡怒江，腾冲、松山、龙陵、平嘎等滇西要地烽烟四起，但此时的第5军依旧驻守在昆明整训，直到8月才接到调归11集团军指挥开赴滇西参战的命令。陈友礼告诉笔者，他的部队在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中先后参与了收复松山、龙陵、畹町等地的战斗。老人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也是这样说，并专门强调了松山攻坚战的惨烈战况，没想到竟因此引来质疑。

　　质疑者所持的依据是，松山之战早在200师开赴前线的两个月前就已开始，前期主攻松山的是新28师，后期改为第8军，国军第200师在滇西反攻时并未参与过松山之战。从时间上看，第200师接到命令开拔时已是8月，那时松山的战斗已接近尾声，而最终攻克松山的任务也是由何绍周的第8军完成。这个依据大体来看没什么问题，但忽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第200师600团的一部的确参与了松山最后一个阶段的作战。或许因为参战时间太短，《第五军战史》中也未有提及，故也怪不得质疑者。不过，这个细节却在当年600团老兵口述（如毕业于黄埔16期的吕先德）和少数文史资料中皆有出现，并相互佐证。也就是说，作为600团一员的陈友礼讲述自己的部队参与松山攻坚战，不但没有错，反而更能说明其口述的真实性。笔者与陈友礼详细交谈后得知，当时作为勤务兵的他并未直接投入第一线作战，但尸横遍野的战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山攻克后，陈友礼又随部队转战龙陵，“在龙陵起码驻了两三个月”，直到11月3日龙陵光复。战地烽烟渐熄，龙陵城迎来了和平。就在这段战地片刻的宁静时期，娃娃兵陈友礼引起了一位美国通信兵的注意，并要求为他拍照。那天，陈友礼穿着不合身的军衣，全身挂满行军装备站在美国人的相机前，面带微笑的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那纯真的笑容仿佛在告诉人们，即使在最暗淡的年代，遥远边城的这片红土地上依然存在着希望。

　　在收复畹町之前，陈友礼在大黑山、回龙山一带参与了一次实际战斗。那场血战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已不可考。陈老告诉笔者，当时远征军的部队已经把日军分割围困在山顶，大家都在坐等胜利到来。尽管清楚日军很难主动投降，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手的疯狂程度。远征军将士没有想到，他们的围困等来的是日军的自杀式冲锋。

　　那是陈友礼真正意义上经历的首战，即使时隔70年，他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日的一情一景，他说：“当时是敌人守山，我们攻山，但我们有个问题，就是后勤不足。……到了后来，我们手榴弹也没有，枪榴弹也没得，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他们困在山上。我估计当时日本人也看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进攻，渐渐地衰退了，他（日军）肯定也看得出来我们恐怕是弹药不多了。（我们）也没有开始进攻时那么警惕了，他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就开始反击了……”

　　从陈友礼的回忆可得知，他真正亲身经历的那次战斗并非主动进攻，而是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遭到日军的反击，那么作为勤务兵的陈友礼亲临战斗第一线也就不是什么奇怪之事了。在那次战斗中，连长陆春凤被日军用刺刀戳伤，陈友礼冒死将连长送往野战医院后，两人从此失去联络。

　　行文至此，“松山参战”与“勤务兵作战”这两个主要的质疑都能合理解释了，剩下的唯一一个问题便是名字问题。为何《国家记忆》中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李占宏”，而这位抗战老兵却叫“陈友礼”。据陈友礼回忆说，当时美国人给他拍完照之后并没有问过他的名字，这实际上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根本不通。那么美方究竟是怎么知道“李占宏”这个名字，并将其记载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一种说法，即美国人对档案管理十分严谨，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若当时是靠中方的部队报送名单，那么便很有可能在报送过程中出现错报或张冠李戴的情况，此类事件在当时国军部队中也出现过多次。此外，陈友礼虽然还能清楚地记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的外貌特征，但那张照片在《国家记忆》中的署名翻译过来却是一支美军照相部队（疑为美军164照相连），并没有具体摄影师的姓名。因年代久远，拍摄者又未留下具体信息，故而要从美国人这条线索来认证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一生荣辱系于十年戎马

　　2015年夏天，事情又有了进一步的进展。《贵阳晚报》8月23日报道了对陈友礼与“娃娃兵照片”的专业鉴定结果，报道称“志愿者们仍然慎重地将他（陈友礼）的照片送给贵州省公安厅技术处的技术人员，以及精于人体面部结构的南京画院和贵州知名画家鉴认，回复都是：高度疑似。”鉴定结果足以说明，陈友礼与娃娃兵相貌相似之说并非当天在场者的心理作用。

　　从2014年8月那个偶然的发现开始，所有人对陈友礼的关注点都在他与“微笑娃娃兵”照片的关系上。老人曾告诉笔者，从那时起先后有多家媒体登门采访过他，但所问的问题都与小兵照片相关，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向来者讲述那张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显然更乐意向来者讲述他的那段远征岁月。

　　老人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从勤务兵变成了一名普通士兵，后在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作为志愿军远征朝鲜作战。十年戎马生涯结束后，他曾作为“抗美援朝英雄”被夹道欢迎，转眼间竟又因成了“历史反革命”而受尽屈辱。岁月如梭，当所有的荣与辱都已成往事之时，他的身份是一位普通老人。但有一点一直未曾改变——他始终都爱着这个国家。老人说了一句令笔者印象很深的话：“国难期间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挽救我的祖国，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临别前，我提出了为陈友礼拍照的要求，他答应了。镜头中，我看见他竖起了大拇指，历尽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久违的微笑……那一刻，镜头穿越了70年，让人看见抗日战地上的那个13岁的少年，他微笑着竖起修长的大拇指，仿佛在说：“顶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