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交恶原因复杂

　　首先是两国制度的恶性竞争。1979年前，伊朗巴列维王朝和沙特一样属于君主制。沙伊像海湾两边的两个“巨人”，当时两国并无根本性矛盾。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君主政体，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引起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的恐慌。

　　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挑战了沙特王室政权的合法性。三十多年来，沙特对伊朗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担心其利用沙特国内10%左右的什叶派输出“伊斯兰革命”，颠覆沙特君主制。

　　其次是教派政治的零和博弈。伊朗与沙特同属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在拥有57个成员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东地区，沙伊都存在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形成了战略均势。沙特拥有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利用充足的石油美元提供援助；伊朗人口众多，拥有独立的国防军事体系，通过教派纽带，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林等地区，保持了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

　　尽管沙伊均倡导不干涉内政原则，但两国对不干涉内政的理解不同。沙特认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负有特殊使命，伊朗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务维护什叶派的权益。

　　再次是西方的分而治之政策。海湾战争后，美国支持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遏制伊朗，并将中东伊斯兰国家分为亲美的温和派与反美的激进派，前者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及约旦和摩洛哥，后者是以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美国渲染所谓激进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对温和的逊尼派国家的影响，激活了教派矛盾，加剧了沙伊安全博弈。

　　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战后伊拉克政治以教派为基础，分成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大力量，不仅未能建立成熟的民主样板，反而使伊拉克“黎巴嫩化”，教派认同甚至超越国家认同，成为沙特和伊朗介入伊拉克、巴林、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事务的重要力量。

　　最后是国内政治的推波助澜。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国与伊朗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沙特。失去了美国的战略支持，沙特王室政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加上2015年油价大幅度下跌，沙特预算赤字达1000亿美元，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上升，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提高，王室内斗加剧，沙特王储默罕默德·纳伊夫、外交大臣阿德尔·朱贝尔等奉行强硬主义外交路线，加大了与伊朗在中东的博弈。

　　伊朗将于2016年2月举行四年一次的议会选举及八年一次的专家会议选举，目前上述两个机构都由伊朗保守派把持，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派能否赢得选举胜利仍是未知数。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奈米尔后，伊朗国内民愤四起，鲁哈尼被迫顺应民情，采取了强硬措施。　　  

　　中东格局群雄并立

　　沙伊交恶将对2016年中东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中东群雄并立的多极格局将更加明显。“阿拉伯剧变”已经过去五年，中东由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多极格局。

　　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相继关闭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和撤出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力量，在中东奉行超脱政策，甚至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后也不愿意卷入战争，也不愿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时向伊拉克派出地面部队。欧洲大国如英、法、德等将重点放在了应对国内经济问题上，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渗透和中东难民的涌入持警惕态度，对中东问题已失去了热心。俄罗斯借机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加大了对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的外交力度，试图重返中东。中国通过高层互访、经贸合作和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影响力也逐步提高。此外，伊朗、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等中东地区大国在中东地区格局中也形成了一组战略平衡。

　　其次，中东联盟政治将分化组合。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欧洲大国、海合会、土耳其、以色列等形成了所谓“温和国家联盟”，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形成了所谓“抵抗联盟”。

　　“阿拉伯剧变”以来，中东联盟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美国试图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战略平衡；二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伊拉克矛盾凸显；三是阿拉伯国家重新“洗牌”，海合会成员国中的卡塔尔和阿曼等并没有对沙特亦步亦趋，而苏丹、索马里、吉布提等则纷纷宣布“效忠”沙特。

　　未来，俄罗斯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将进一步接近；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科威特、巴林、苏丹等将“抱团取暖”；美欧、埃及、以色列等则“隔岸观火”，保持一定的超脱政策。

　　再次，中东军火市场将持续火爆。中东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缺乏全覆盖的地区组织。不仅如此，海合会、阿盟、马格里布联盟、地中海联盟等地区组织近年来也几乎陷入瘫痪，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沙伊交恶后，地区大国之间地缘政治争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成为“新常态”；超越国界的教派认同和族群认同使中东主要国家陷入争斗而难以自拔。中东各国人人自危，将继续成为全球军火的主要买家，美欧武器将继续进入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以色列及土耳其，俄式武器则挤入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军火市场，中东地区军备竞赛和轻小武器扩散问题将更加突出。

　　最后，中东恐怖主义将继续搅局。近年来中东恐怖主义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中东主权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索马里、阿富汗等原有强权政府被推翻，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导致极端思潮和激进势力趁虚而入，浑水摸鱼。二是美、欧、俄、土耳其、沙特和伊朗等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存在不同利益诉求，甚至有人在反恐行动中奉行双重标准，借反恐打压异己，甚至与恐怖组织相勾结，依靠恐怖主义力量消耗战略对手。

　　目前打击中东恐怖组织有三大机制，即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联盟，俄罗斯发起的反恐联盟和沙特发起的、由34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伊朗被沙特排除在外。尽管当前“伊斯兰国”组织控制范围在缩小，但仍将展开周旋，避实就虚，寻找合适的生存空间,甚至会在土耳其等其他地区加大打击报复力度。

　　劝和促谈互利共赢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中东外交追求的两大目标。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治上劝和促谈，经济上促进互利共赢。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中阿关系。在中东发展问题上，中国认为，中东国家的矛盾应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来消化和解决，民生治理比民主治理更有效。

　　第二，双边与多边是中国中东外交的两大平台。在双边关系上，中国积极重视与地区大国的全方位合作。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多边机制开始增多，如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国际大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伊朗是观察员，土耳其是对话伙伴国）、亚信峰会机制（土耳其、伊朗、卡塔尔、埃及、以色列是成员国）、20国集团（土耳其和沙特是成员国）、亚投行（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伊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等是成员国）和丝路基金等非正式机制。

　　第三，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中东外交的独特理念。西方的战略文化强调“分”，将中东地区分为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与非阿拉伯、温和派与激进派、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等，其本质是拉帮结派。中国的战略文化强调“统合”，在中东不选边、不站队、不结盟，不偏袒任何一方，与各方均保持友好关系，奉行不结盟战略。与西方大国和俄罗斯不同，中国在中东不介入教派争端，不利用教派矛盾，而是主张举行坦诚布公的对话与谈判，加强伊斯兰大国之间的团结。

　　第四，“一带一路”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任务。目前，中东地区已经形成了三个网，一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形成的“恐怖主义网”；二是美、英、法、俄等欧美大国建立的“军事基地网”；三是沙特和伊朗通过代理人建立的“地缘政治网”。这三张网都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第四张网，是互利共赢的“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