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

　　黄家的人，至今还觉得自家在“文革”中幸免于难确实很幸运。因为在这条弄堂里，除了黄家，几乎每家都被抄过了。而这条弄堂里的房子，原本都是两层楼的，只有黄家加了一层，因为当年有地下党亲戚夫妻要借重艺术家青山农的掩护，以便于开展活动，地下党支部出资加盖了三楼的房子。所以，黄家的三楼鹤立鸡群，在三楼房间里说话，邻居是听不到的。“文革”中，虹口区一批“牛鬼蛇神”中学校长组织起来，也喜欢在这里聚会。

　　黄葆戉在1968年7月病逝。1997年8月，其骨灰才得以安葬于上海福寿园。他的墓志铭，由郑逸梅撰文、高式熊书写、吴天祥镌刻。

　　东方红书画社这个名字，明显带有时代特征。高式熊几乎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这是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小说《金锁记》的开头，现在成了名句。

　　“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这一意象中，最美的是“朵云轩”三个字。朵云轩在上海，是创建于1900年的一家文房四宝店。当年，张爱玲曾在那里定做过信笺。上海的朵云轩与北京的荣宝斋，一南一北，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举足轻重。朵云轩以中国书画及与其相关的宣纸、湖笔、徽墨、歙砚等文房用品的经营和巧夺天工的木版水印复制艺术著称。

　　1960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刻水印室和荣宝斋上海分店等十数家书画老店合并，并从北京荣宝斋调来若干专业人员，成立了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书画出版和书画经营的专业出版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名朵云轩。或者更确切地说，朵云轩的编辑部就是上海书画出版社。

　　朵云轩在艺坛有“江南艺苑”“书画之家”的美誉。传说中，很久很久以前，朵云轩老店主与倪墨耕、王一亭、赵子云等海上名家都是至交，谈论艺事之余，还常一起吟诗作画、拍曲弹唱。上世纪20年代，张大千初到上海，能拜在曾熙门下学习书艺，还是朵云轩牵线搭桥的。60年代初，在朵云轩宽敞幽静的营业大厅正中，摆着红木台子和椅子，书画家是这里的座上客。林风眠与资深营业员促膝交谈、翁闿运为读者讲授书艺的场景，不足为奇。

　　朵云轩的一大主业，是中国原作字画的征集、收藏与经营。1960年重建以来，它从民间征集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提供给文博单位的珍贵藏品也有数百件之众。有一次，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下觅宝，在朵云轩相中《宋拓王羲之圣教序》，这部名帖比民国徐世昌收藏的《墨皇本圣教序》更珍贵，成为该馆十件镇馆藏品之一。这部名帖是怎样重生的呢？张家花园的一位居民请朵云轩派员上门征集，朵云轩鉴定员翻检其前人留下的一大堆旧碑帖，从纸堆里掉下两张残片，鉴定员捡起一看，即断定为宋代拓片，遂发动这家人翻箱倒柜，经过几天搜寻，终于从尘封的壁角里抢救出这部稀世名帖。此外，朵云轩自身收藏宏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谢稚柳先生任组长，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等组成的专家组全面鉴定朵云轩藏品，给予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朵云轩”的店招被“东方红书画社”覆盖。1972年，又改名为“上海书画社”。1978年1月，恢复原建制，并改回原名，同时保留兼用“朵云轩”原名。

　　改名为“上海书画社”次年，高式熊就与出版社发生关系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是篆刻家、书法家嘛。

　　1973年，东方红书画社组织了高式熊与方去疾、单晓天、叶璐渊、潘德熙、韩天衡、童衍方、刘一闻和顾振乐等10余位篆刻家，选刻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台词。

　　篆刻家们以简化字入印，集体创作、出版《新印谱》。那时候，图书出得很少，印谱更是极少出版，《新印谱》甫一面世，书法篆刻爱好者奔走相告、求之若渴。两年里出了好几辑的《新印谱》，影响从上海波及全国，给传统的篆刻艺术带来了复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