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麦都思和几个传教士来到上海，在当时的江海北关附近伦敦传道会总部开办了墨海书馆，即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一代，现在仍然是书店密布的文化宝地。书馆用一台牛力驱动的铅字印刷机印制圣经等书籍。洋务先驱郭嵩焘称呼麦都思为“墨海老人”，有人认为“墨海”就是麦都思（Medhurst）的音译，不过更多的人说是取“翰墨海洋”之意，透着一股雅意。

　　麦都思还曾外出考察，他也像马礼逊一样乔装打扮，剃光前额头发，安上假辫子，戴上墨晶眼镜，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走访江浙桑蚕和茶叶产地。这既说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抱有一种真切的好奇之心，也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陌生与不适应，如果说清代上层士大夫对西学多少还有一点微弱传承的话，那老百姓对洋人可真是完全的陌生了。

　　墨海书院先后出版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令作为文科生的笔者无言以对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等几何术语，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了×÷=∵｀∞等西方运算符号。“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词，为当代学生创造了无尽的挂科可能。

　　这些酷爱新闻出版事业的英国传教士注定是闲不住的。麦都思于1853年来到香港，想起此前的办报经历，又搞了个叫《遐迩贯珍》的刊物，看名字很像某种神秘的宫廷御膳，其实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内容上也越来越世俗化，后来都开始登广告了。此后不久，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也创办了刊物《六合丛谈》，这是当时中文世界最好的综合性新闻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传教士劝人信教的，这部刊物虽不能免俗，但却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为旨趣，刊登了大量世俗的国内外消息，其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下面的一个故事就和《六合丛谈》的东传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词给日本人打开世界之窗

　　日剧《神探伽利略》中，主角汤川学的黑板上常常满是物理、化学名词，中国观众看到往往觉得很熟悉，因为许多都是汉字词。“化学”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词，清末之前从未见于汉文典籍，不仅中国典籍没有，日本典籍也没有。“化学”一词的发明权，长期被理所当然地归功于日本人，毕竟人家科技先进嘛，科技词汇想必是人家发明的。但“化学”这个现在为中日两国所通用的名词，其诞生地是上海，创制过程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日本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著作将荷兰语化学一词Chemie音译为“舍密”，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诡异的玄学色彩。此前，马礼逊《华英字典》可能是看化学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炼烤，于是将chemist（化学家）一词生硬地翻译为“丹家”，即炼丹药的方士。

　　20世纪8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的日记受到学界瞩目。人们惊讶地发现，王韬于1855年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观看一位“戴君”表演实验的经历。面对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渴顿复变色”的现象，王韬恍然大悟，就把这种神奇的把戏“名曰化学”！这一记录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献。

　　经过旅日学者沈国威的考证，这位戴君并不姓戴，而是一位中文名叫戴德生的英国传教士JamesHudson Taylor。关于“化学”这两个字究竟是王韬还是戴德生提出，学界有争议，当年戴德生的汉语水平相当一般，似乎达不到自创新词的程度，故还是王韬发明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沈国威教授发现，这次戴德生在王韬面前表现的化学秀不仅仅标志着“化学”这个名词的诞生，更与“化学”这个译名日后东传日本有直接关系。

　　原来，王韬当年的正式职业是上海墨海书馆的雇员。王韬对“化学”这个译名甚是得意，转口告诉了书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结果伟烈亚力也觉得不错，于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译法。

　　明清两代，汉语文言是东亚世界通用的书写语言，汉字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不仅中国使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都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手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孙中山在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宫崎寅藏、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蒋介石会见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双方都是通过书写汉字“笔谈”来实现交流的。当时的东亚知识界因此拥有了极高的流动性。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将原本不多的宗教内容删去后，以官方名义出版了《六合丛谈》的合订本，让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化学”一词。日本兰学界早对莫名其妙的“舍密”大为不满，一看这两个字非常兴奋。仅仅在《六合丛谈》传入日本一年后，兰学家川本幸民的《万有化学》就一口气删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经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学一词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以致完全记不得自己原创的什么“舍密”了。就这样，诞生于中国的“化学”一步步传到了日本。

　　19世纪中叶，日语的词汇不仅尚未能影响汉语，反而是汉语的新词向日本输出，给幕府末年的维新人士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日本人大量造词，要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时期。至于日本的所谓“和制汉语”新名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渗透则要到甲午战争以后了。

　　世界潮流摆在那里，中国人迟早都会形成一套新的词汇体系去描述这个科学昌明的新世界，中国的孩子们也迟早得接受中文版数理化试题的折磨。现在的日语面对新概念时，基本已经停止新“和制汉语”的创造，而改用假名音译，明末徐光启、利玛窦等先贤开创的华制新汉语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新的词汇几乎每天都在涌现，这就是中国人语言创造力的明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上